着重培育市场机制

　　我国市场仍然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与发达国家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从当前看，最重要的是培育市场机制

　　记者：20年很短，也很曲折，中国资本市场距离一个成熟市场还有很多路要走，你认为我们现在的市场与成熟市场相比，需要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

　　尚福林：20年来，中国资本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在许多方面走过了成熟市场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道路。同时也要看到，我国市场仍然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与发达国家甚至是很多发展中国家相比，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我把这些问题概况为"三个不足""三个不同"：

　　"三个不足"：第一，"信用不足"。马克思指出，"信用制度是资本主义的私人企业逐渐转化为资本主义的股份公司的主要基础。"与成熟市场相比，我国信用体系不健全，商业信用不发达，缺乏健全的"委托-代理"机制，信用基础的形成需要一个逐步发展成熟的长期过程。

　　第二，"认识不足"。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立高度市场化的资本市场，我们没有成功的经验和现成的模式学习借鉴，主要依靠我们自身实践探索和经验积累，对我国资本市场自身规律、市场运行特点、监管和市场的关系等方面的认识，都需要理论、实践的积累。

　　第三，"法制不足"。这些年，有关各方面在完善市场法律制度体系方面已经下了很大功夫，市场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进展，同时由于市场发展变化快，市场发展的配套法律环境还需要不断完善，另外，一部分市场主体法制观念淡薄，执法的协同性、有效性还需强化。

　　"三个不同"：首先，我国资本市场的上市公司是以国有企业为主，我们要在以国有企业为主的环境下促进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探索实践，完善相应的市场体制和机制。

　　其次，我国机构投资者比较少，以散户为主。国外资本市场发展较早，当时信息技术比较落后，只能通过经纪人交投，机构投资者相对发达。而我国资本市场建立在IT技术高度发展的时期，投资者可以很方便地参与交易，加上当时对机构严格限制，形成了散户为主的格局。中小投资者占多数，对于推动资本市场发展功不可没，但一些投资者的风险认知程度不足，风险承受能力较低。

　　再次，在股权文化上我们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股权文化还不够成熟。资本约束不到位，市场约束不健全，跟风炒作、追涨杀跌的现象还比较突出，市场的诚信文化建设有待加强。

　　"三个不足""三个不同"这些"新兴加转轨"的特征，是我国资本市场面临的实际。我们做任何事情都要从此出发，妥善处理成熟市场经验、规则与我国市场特点和需求的关系，坚定不移地加强市场基础性制度建设，积极稳妥地推进市场改革创新，坚持不懈地走符合我国实际的资本市场改革发展道路。

　　记者：经过金融危机，经济学界普遍思考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如何划分的问题。中国资本市场在发展过程中，在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方面，你有何思考？

　　尚福林：国际金融危机表明，缺乏监管、过度放任的资本市场潜藏着巨大的风险隐患。金融危机之后，发达市场普遍加大了监管力度，扩展了监管边界。应当说，一方面，美欧金融改革方案提出的许多措施，与我们多年来坚持强化市场和行业风险管理、防止风险积聚和外溢的做法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对场外市场、对冲基金、信用评级机构等的监管，我国在这些领域还处于发展的初级和探索阶段，要切实加强这方面的探索性研究。

　　在处理政府和市场边界方面，我个人认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处理好放松管制与加强监管的关系。两者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在监管到位的情况下，应当放手让市场主体自主创新，着力培育和完善市场机制，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把市场能够办的事情，交给市场自己去办；另一方面，在监管不强的情况下，简单放开可能会引发市场风险，要始终立足于保护投资者特别是广大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坚持"三公"原则，合理配置监管资源，把该管的管住，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风险。

　　同时，要认识到，放松管制绝非放松监管，也不是简单的行政权下放，而是要与加强监管形成良性互动。要充分发挥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功能，推动相关市场主体各司其职、归位尽责，发挥好市场外部约束、自我约束和相互制衡三种机制的协同效应，共同促进市场有序、安全、高效运行。

　　记者：中国金融体系虽然发展迅速，但仍不是一个完整和成熟的市场。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充分暴露，关于世界金融体系的发展趋势，你有何思考？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还应在哪些方面重点进行？

　　尚福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世界金融体系造成了强烈冲击，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进行调整，从中国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看，需要稳步推出与实体经济相协调的金融发展方式，优化金融结构，比如要扩大直接融资的比例，分散过分依赖银行体系融资带来的风险；进一步理顺金融体系的创新机制，培养差异化竞争的格局；同时，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的发展，中国金融机构加强自身面对国际竞争环境的适应能力，也是当前我国金融体系发展需要重视的课题。

　　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表明，放松对"大而不能倒"的金融机构的监管，对场外衍生品市场、对冲基金、私募基金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市场、机构和工具存在监管漏洞或监管空白，都是诱发资本市场系统性风险的重要因素。欧美发达国家在金融监管改革方案中纷纷提出加大对系统性风险的监测、评估和防范。

　　必须看到，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和化解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要充分借鉴国际经验并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加强对金融市场不同主体行为模式及其互动关系的预防性研究，防止风险在不同主体间传递和转移；进一步强化对面向公众发行的金融理财类产品的监管协调和功能监管，减少"监管套利"和"监管真空"；进一步深化对资本跨境流动的监管，有效预警和处置国际市场风险。总的来看，对系统性风险的认识越深入、越充分、越全面，我们才能有的放矢、有备无患，更好地应对市场环境变化的挑战，维护国家经济金融体系的整体安全。

　　关于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还有一个重要方面是扩大直接融资比重。中央多次提出，要积极扩大直接融资，这次"十二五规划"建议更是明确要求显著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直接融资，不仅拓宽了企业筹资渠道，还能分散过度依赖银行体系融资带来的风险。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进一步丰富融资方式、融资工具，多渠道扩大直接融资比重。我们大力发展直接融资，一方面是大力发展股票市场，另一方面要大力发展债券市场，这对提高全社会资金使用效率有极大的促进作用，对服务国民经济发展也非常重要。

　　记者：世界经济再平衡，这是目前整个国际经济和政治领域都在关注和实践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你认为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在这一过程中，对中国经济的转型你有何思考？

　　尚福林：世界经济不平衡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主要问题，其深层次原因是全球消费结构、生产结构的失衡，直接表现在全球贸易结构的失衡上。面对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面临再平衡、再调整，这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当务之急在于，要基于各国不同的经济发展周期，加大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力度，更好地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防止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促进资本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有序流动，推动世界经济稳步复苏。

　　经历过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世界经济金融格局正在进行广泛而深刻的调整，反思这场影响深远的国际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共识是推动世界经济全面均衡和可持续增长，必须转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金融改革。

　　从我国经济看，这次金融危机也反映出我们的经济发展方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十七届五中全会对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做出了重要部署。要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准确把握世界经济结构进入调整期的特点，努力培育我国发展新优势；准确把握创新和产业转型处于孕育期的特点，努力抢占未来发展战略制高点；改善国内的消费结构，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同时进一步深化改革，以更优化的经济结构和健康的金融体系，促进我国经济和全球经济的稳定发展。

　　具体在金融方面，在增加居民消费需求、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促进低碳经济等众多领域，银行、证券、保险都需要取长补短、互为补充，共同发挥好金融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服务和保障作用。

　　从资本市场看，要不断发挥资本市场服务经济社会的功能，大力提升资本市场在促进资本形成、优化资源配置、鼓励创新创业和增强发展活力等方面的重要作用，要不断健全市场配置资源基础性作用的体制机制，努力推动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为保持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记者：针对当前中国的资本市场，如果再进一步完善进一步发展的话，你觉得最紧迫、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尚福林：从当前看，最重要的是培育市场机制。20年来，我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强化市场约束和资本约束方面都仍然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必须有意识地在推进制度改革中着重培育市场机制。

　　如在发行体制改革中，要在制度设计上促进市场主体"归位尽责"，发挥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对上市公司要完善信息披露制度，增强公司透明度，强化市场对公司的约束机制；要提高投资者对市场风险的认知程度，通过投资者"用脚投票"发挥资本的约束机制。(本刊记者王培成、王晓璐 实习记者 刁晓琼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