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论

　　中国社会的信用迷失

　　信用现在是社会病，信用和当今社会的众多矛盾互为因果，断裂的信用推高了社会运营的成本，不再信任会改变社会关系和人际生存方式，也是当今社会诸多侵略式和掠夺式事件发生的根本缘由。他们以自我安全为最初诉求，却践踏了其他人的生存底线。不信任的结果最终是对立，而对立是当今社会阶层矛盾的焦点和最普遍的表现方式。

　　让我们听他们说……

　　朱大可

　　著名文化学者、批评家和随笔作家

　　信用状况到了历史最糟糕状态

　　“我们逐步从信仰危机、经过信念危机，到达了信任（信用）危机的阶段。这其实就是从精神危机到伦理道德危机的过程。”

　　有朋友问我，良好的“社会信用”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在我看来，钱和其它有价物，是世俗社会衡量信用的基本象征。社会信用的理想状态，是某公民可以把钱或黄金借给其它任何公民，而无需对方留下借条之类的证物或抵押物。这当然是一种完美的乌托邦状况，它是许多人的梦想，但跟现实还有遥远的距离。

　　就目前的日常信用而言，中国已经到了历史上最糟糕的年头，但似乎还会进一步恶化下去。我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我们逐步从信仰危机、经过信念危机，到达了信任（信用）危机的阶段。这其实就是从精神危机到伦理道德危机的过程。信用是支撑现代社会的基石，信用体系一旦崩溃，社会就会面临解体。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集体缺失社会诚信的现象？其主要原因，是政府官员滥用公权力，掩盖事实真相和拒绝承担公共责任。这场渐变在2008年有一个里程碑式的标志，那就是贵州瓮安的“俯卧撑”事件，它是政府诚信危机的重要开端。此后，经过陕西“周老虎”事件、云南玉溪的“躲猫猫”事件、湖北巴东邓玉娇事件、上海黑车“钓鱼”事件、浙江杭州的“七十码”事件、阜阳白宫举报人“被自杀”事件、以及河南的曹操墓事件等等，政府诚信危机变得日益严重。政府官员的行为，具有最大的示范意义，它撬动了各行各业的信用危机，从文人和明星诈捐、学者和教授抄袭，到食品掺假投毒，中国已经变得满目苍夷。当然，缺乏宗教信仰、过度崇拜金钱、应试型教育的泛滥成灾、伦理价值的整体性瓦解，也是加剧信用危机的重要因素。

　　相比而言，西方现代国家大多数属于诚信社会，这主要是因为它们拥有强大的宗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信仰背景、良好的伦理教育体系，以及完善的民选制度。诚信已经成为个人生命的一部分。丢失信用，就意味着你丢失了最珍贵的东西。

　　我曾经在澳大利亚居住过，那个国家拥有一个完善的全国信用管理机构及其信用资讯网络。假如你拖欠煤气和电费达一年以上，或者偷逃税款，哪怕只有一块钱，你就会被皇家信用委员会纳入“黑名单”，进入全国电脑联网体系。一旦你到银行贷款、开公司、或从海关出国，都会遇到很大的“麻烦”。额度高的话，还会遭到起诉和刑罚。你一旦失去信用，你一辈子就玩完了。零信用或负信用的资讯，就会紧紧尾随你，成为你此后一生的最大悔恨。当然，如果官员和议员丧失诚信，那么他将面临的，是解职和被选民唾弃的下场。

　　全面建构有关信用的法律规范，是捍卫信用的重要途径，但就目前而言，中国还缺乏这方面的法律细则。但信用终究不是法律问题，而是伦理问题。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提供了良好的经验。比如，成立国家信用委员会，根据你的信用情况来决定你的就学、就业、职务升迁、贷款和旅行等等。但建立这种体系，应当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资讯必须十分精准，否则就会因为误判而侵犯人权；第二，资讯的查询必须非常方便；第三，对违规者有良好的监督和惩罚制度。

　　但中国目前并不具备这三项条件。在政治信用方面，官员选拔跟民众的看法无关，而是取决于当事人跟上级的关系；在商业信用方面，目前的状况是：信用资讯十分混乱、资讯网络彼此封闭。中国各大银行保留的客户资料，经常出现错误，不是严重过期，就是被张冠李戴；不仅如此，各银行之间、银行和服务行业如煤气、水务、电力、电讯、海关、工商管理、税务、乃至接受捐款的基金会之间，彼此封闭，根本无法联网，这种状况导致个人信用无法被准确快捷地加以核实。所以，在中国建立信用资讯体系，几乎没有可操作性。这意味着，我们还将长期生活在信用黑暗的时代。

　　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对未来抱有期望。应当把变革的空间留给年轻一代，让他们去矫正这个可悲的现实。但对他们来说，在努力重建诚信社会之前，必须学会“把信用视为你的最高尊严”。这是走向新世界的门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无法奠定信用社会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