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商业银行的利差问题。我们认为，2003年以来，中国多数商业银行处于“在线修复”期，修复不良资产率，并亟需补充资本。因此，有必要为商业银行维持一定的利差，从而使之加强自我修复能力，加快健壮起来。此外，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商业银行的操作环境、运营环境和法律环境还有较大差距，因此不能总与发达国家比利差，还要与新兴市场国家作比较，而新兴市场国家利差普遍都较大，多数比中国的利差大得多。总之，一种做法是中央银行不管利差，只出一个政策性基准利率，其他利率让市场自然形成;另一种做法是中央银行对利差要有适当的管理，从而调节银行业对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积极性，防止出现过多的顺周期情绪，同时也可以增强银行业自我修复的能力。在转轨改革和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商业银行的这种积极性和自我修复能力也许是中央银行需要予以考虑的。

　　此外，中央银行的激励向量还可能涉及到几个结构性问题，对此我们还不是很有把握，但是凭直觉中央银行也可以再做一些工作。一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比例关系问题。在亚洲，间接融资比例普遍过高，在此情况下，如果央行的利率不是一个单一的政策利率，而是一组利率，那么这组利率就有可能鼓励直接融资。比如对大企业发行公司债或企业债，利率是自由的，没有下限，但对银行贷款利率则设有下限，这样就会使大企业更多地选择发行债券融资，而银行则会更多关注中小企业。二是央行如何创造更好的风险管理条件?新兴市场通常金融市场不健全、工具不足、环境不稳定，对此，中央银行如果设置一些激励政策，就可能有利于市场发展出更多的风险管理工具，包括保险的工具。三是中国还面临着金融业对大中小企业、对城乡的服务差别问题。目前对金融支持偏向大企业、偏向城市，而中小企业、农村金融服务不足的批评较多。当然，这也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共性问题。在这次金融危机中，由于各国就业方面都存在问题，所以现在全球都比较关心对小企业的金融服务。对于这些问题，中央银行的政策体系是否应适当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来予以解决?这是我们应当考虑和重视的。

　　最后，再回到一个老问题上来，也就是中央银行的政策目标问题。若干年前，在人民银行和其他国家中央银行交流时，我们始终强调人民银行货币政策采取多目标制，而大多数央行采取单一的通胀目标制。在过去，多目标制和单一目标制分歧其实并不是很大，这是因为在经济平稳时期，只要保持低通货膨胀率，投资就会相应地增长，公众预期稳定、对未来也比较放心，所以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目标就能得到实现，多目标的问题也都基本上自动解决了。但通过这次危机我们发现，确实还有一些阶段，这些目标无法同时实现，有时候这些目标相互之间可能是冲突的，关系十分复杂。中央银行究竟如何应对?我觉得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并且去体会中央银行可能在不同的阶段以不同的权重去考虑多目标，同时随着经济条件的变化去改变权重，或进行切换。

　　总之，中央银行在这次危机中受到了许多新的思维方面的冲击，有很多新的挑战。我很希望经济学家和本次牛津论坛能够关注这些问题，为大家的研究工作提供好的启发，为各国中央银行提供更多的思路。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