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中央银行需要关注和研究“在线修复”。针对上述四种健康状态，亚健康状况可能比较普遍，完全健康、重病致死都是少数。对金融机构而言，多数情况下，都是一边在提供金融服务，但同时也存在一些病症，需要整顿、修复。过去，在有关中央银行职能的研究中，对这类问题关注得不够。人们通常认为，中央银行参与制定健康性标准，只要有强有力的监管，确保个体金融机构微观上符合标准，那么金融体系整体就是健康的。另一端是中央银行作为最后贷款人强调危机管理，重视出了危机如何能得到有效的应对。对中间状态，则关心和研究得不够，往往是觉得中间状态可以通过市场作出自我修复，每一个人自己关心自己的健康就可以自我修复，用不着中央银行做什么事，所以中央银行的职责里面没有太多涉及这方面的问题。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使得人们提出了很多疑问，比如涉及到“大而不能倒”问题;涉及到危机处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问题;涉及到救助及其后的成本分摊问题，也就是要对金融机构征税或者对金融交易征税以覆盖成本的问题。医生总是告诫大家，不要等生了重病才去治疗，日常保养和修复是重要的，这就涉及处于中间状态时的金融稳定职能问题，也就是如何“在线修复”的问题。

　　从中国的经验看，中国实际上在上一次金融危机、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冲击很大。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如果要把国内这些大型金融机构送去住院治病的话，经济恐怕恢复不了。因此只能让他们坚持干活，等到危机过后，会多给一些药，系统性地治病。因此，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期的时候，也就是2001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筹备召开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研究下一步如何对金融系统进行修复。应该说，危机期间病情很严重，银行业平均不良资产比例在40%以上。之后，2003年开始对银行业进行改革，予以修复，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最近。

　　从事后来看，在线修复是有必要的，也是有效的。但相应的问题是，如果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对金融系统进行在线修复的话，还涉及到究竟应该开什么药?这还涉及到诊断的问题。同时，还要关心一点：即他的自我修复能力如何?也许病人自我修复能力有限，还需要央行帮忙才能进行治疗或修复。这又涉及到成本及其回收问题，即治疗成本由谁承担、成本能不能回收的问题。可见，在线修复实际上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这次危机令我们思考，中央银行要注意在在线修复中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一些问题。

　　第三，中央银行是否需要给整个金融系统提供一个激励体系。这次危机表明，金融系统并不像政府或者中央银行所希望的那样，能够自发地做出有利于复苏的反应和调整，而有可能是相反，比如欧美有不少金融机构都在忙着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而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够，在解决就业等方面支持不力。过去的理论通常强调，中央银行主要通过基准利率这一政策工具实施货币政策，其目标主要是针对通货膨胀。至于对银行金融体系的导向，中央银行要不要提供更多的激励机制问题，并不受到重视。银行需要在哪些方面多做一些，哪些方面少做一些，通常被认为有效市场假设决定了会自动实现，用不着中央银行操心。

　　但这次危机提出了挑战。比如，一国总储蓄太高了或者太低了，如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太低了，中国的储蓄率又太高了，大家都觉得需要调整，那么中央银行有没有责任?需不需要中央银行提供某种激励?又如，放贷的积极性，或者是金融机构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积极性，是不是需要适当的政策激励?还是就放任不管而只提供流动性就够了?在这次危急中，欧美有很多抱怨，金融体系在经济恢复期间出力不够。对此，中央银行有没有措施、能不能够予以政策激励?再如，在危机中，金融机构资产负债表受到损害，但不同的金融机构自我恢复能力不一，有的可能单靠自己无法有效修复，对此，中央银行要不要设法有所调节?

　　通过这次危机，人们可能倾向于需要调节，而且中央银行也应该多想一些办法，因为政府的财政政策工具可能不足以来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如果说需要中央银行介入并调节的话，就涉及到用什么工具来调节的问题。像过去中央银行只注重政策利率这一单一变量就不够了，可能要从政策利率单变量转为关注利率向量。

　　从人民银行角度讲，我觉得我们曾经关注过这一类问题。比如说危机初期的时候，很多国家迅速把利率降到了接近零或零的水平。中国也在调低基准利率，下调了两个百分点。但在考虑要不要再往下调的时候有一个担心，那就是如果利率太低了，除了过去说的流动性陷阱问题，还可能导致商业银行的贷款激励问题，如果存款利率是零或接近于零，商业银行就没有成本压力，贷不贷款没有财务压力。要让商业银行积极发放贷款，还得让商业银行负担一定的存款利息成本为好。否则，零利率可能导致商业银行对实体经济的服务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