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备货币多元化是值得探索的改革方向。与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相比，储备货币的多元化为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选择，有利于分散风险。”潘功胜称，同时，也可在不同的储备货币之间形成竞争和制衡，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形成一种市场激励的约束，增强国际储备资产的供给，减轻传统货币发行国的压力。

    “储备货币多元化将是市场选择的结果，过去几年中在市场推动下，人民币的国际化使用发展速度很快，在未来多元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当中，对于人民币能否占有一席地位，业界和学界都很有信心和期望。”他说。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9年3月，央行行长周小川曾撰文提出，要创造一种与主权国家脱钩，并能够保持币制长期稳定的国际储备货币，这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

    潘功胜说，建立超主权货币在实践中面临较多的障碍和困难，需要国际社会在技术上深入地研究和精心地设计，在政治上凝聚更多的共识。为了这个方面的研究和探索，扩大特别提款权(下称“SDR”)的使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出席本次会议时说，一方面，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制缺乏调整的弹性，会员国的宏观经济资助权受到约束。另一方面，随着国际资本流动的加剧以及各国资本管制有效性的下降，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国际收支调节的成本日益凸显。

    她称，国际经济结构之所以造成失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国际货币体系缺乏“货币锚”，缺乏对财经纪律的约束，无法对滥用货币发行权实行有效的制约。

    “因此我也提出一个遐想，当不能用黄金制约货币发行的时候，是否可能制造一个能严肃全球财经纪律的经济指数篮子，作为货币锚，来约束各国的财经纪律以及滥发货币的冲动。”吴晓灵提议。

    吴晓灵提议，可暂把这个货币锚称为超主权货币，在此基础上向经济指数篮子迈进。未来超主权货币该如何形成和分配、若SDR成为可选的超主权货币之一，该如何扩大其使用量及完善SDR的构成等问题，都可在未来继续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