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发改委由高高在上的决定企业命运的机构，变为以科学、客观、专业的政策调研和决策分析报告来辅助上面讲的决策委员会。与此同时，中央的决策机构对地方的管理也应该转变作风，由过去的审批为主，变为指导为主，以决策科学化监督目前最大的权力真空，即地方项目的决策政绩化、短视化。这样，政府的决策风格就会逐渐由目前的前导能动型变为后置否决型，就像香港政府对香港证券交易所的管理风格，更多的是请外部董事来决策，而自己只在关键时候行使否决权。

    到现在，我们还没怎么意识到：很多经济问题的背后是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有赖社会的广泛参与。比如，工资问题的根本是社会政策出了严重问题，这方面我们在改革上严重缺乏信心，只是一味抑制和回避，其实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工会。在我们印象中，工会是和企业对着干的，会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国内媒体对工会的报道也都是负面的。国内学界对工会的研究也相当匮乏。

    而在国外罢工、骚乱这些都只是个别现象，工会的作用更多的是积极的。比如说德国，德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正是工会的有力作为使得德国的工资持续多年连续低于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也就是说，正是工会帮助默克尔政府实现了削减德国劳工工资，从而实现提高德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提高德国社会总体就业率的战略目标。同时，透过对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对比，更是清楚地表明一个有作为的工会制度和土地制度对制造业是多么重要。事实证明，完善的工会制度是强大制造业不可或缺的管理力量。我们过去总是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完全忽略了工会的作用，这显然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

    但要把权力真正还给社会，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