郎咸平：为什么我们上学贵买房贵 工资少压力大

    我们经常提分配政策改革，但是我们从没有抓到问题的本质。分配政策不应该是重点，重点是社会政策。政府有责任和义务营造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我们应该搞一个系统的“立足点工程”、“中产阶级工程”和“藏富于民工程”。和美国、德国比，为什么我们上学贵、买房子贵、工资少、压力大？根本原因是人家公共财政的转移支付系统做得比我们好。要知道，全世界的税收都是以促进公平为目的进行转移支付的，中央政府应该利用财权保证全国老百姓得到基本一致的公共服务，缩小不同地区间的贫富差距，缩小地区内部老百姓之间的贫富差距。而高效的不需要“跑部钱进”的地区之间转移支付，需要我们建立目标管理制的行政流程和透明公开的问责程序。

    我在《中国经济到了最危险的边缘》一书中反复强调：所有改革的起点和终点都应该是让老百姓生活得更幸福。所以，老百姓的参与非常重要。没有老百姓的参与，保障房的标准和过程就缺少合法性、认同感和公平感，没有老百姓程序性地、建设性地表达民意，水价、电价、油价、车价都无法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因此，当务之急是如何在一个个具体关系到社会和人民利益的经济决策中，创造性地让民众参政议政。

    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决策委员会向社会开放？比如交通委员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由出租车司机协会来推举，三分之一席位由市长直接提名社会知名人士和热心公益的个人出任，余下的三分之一留给主事的政府部门。实际上，在纽约都市圈，本地的交通规划委员会、学区教育政策委员会都是这样对社会开放的，由此形成社会与政府的良好互动。要知道，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社会的民智水平已经非常高了。以上海磁悬浮项目为例，政府聘用的专家里有相关专业的大学教授，而沿线居民中也有具备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基于同样的道理，从民怨甚深又有切肤之痛的教育学区改革等着手，交给民众决定自己学区的政策，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和对政策的支持，即便是有些决策失误，也很容易取得民众的谅解。

    我们能不能改变发改委的工作作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