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近一年，国务院法制办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二次问计民意。这在新中国立法史上首开先河，这一举动让人们看到了废除拆迁制度的希望，亦可知“拆迁变法”之重压与期许。

　　一种制度，如果它接连地导致民众以惨烈的方式发出抗议，那么，除了立刻废除它，不应该有别的选择。沿袭多年的拆迁制度就是这样的制度。

　　2009年11月13日，面对强拆的成都居民唐福珍在自家楼顶自焚，后不治身亡。此事促成官、学、民配合发力，2010年1月29日，国务院法制办发布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征求意见稿）》，并于春节前完成了公开征求意见程序。

　　应当承认，该条例仍存在诸多缺陷，但它毕竟缩小了政府使用强制权获得土地的范围，也给民众维护自己权益增加了一些救济渠道。因而，如果正式颁布实施该条例，土地利益在各方之间将可以更为公平地分配。

　　然而，2010年春节过后，该条例杳无音信。一些地方政府反倒与“拆迁变法”赛跑，导致围绕拆迁、征地的纠纷事件不降反增。从9月宜黄自焚，到10月北海强拆，再到12月乐清血案，与征地、拆迁相关的“微型战争”层出不穷。拆迁制度所授予的强制权，在以一种“抢搭末班车”的心态高歌猛进。

　　这样的景象让人震惊。导致这种局面的，乃是现行的极不合理的城市房屋拆迁和农村征地制度——目前，这两项制度大有合流的趋势，因为，拆迁已大规模蔓延到城郊、农村。

　　这两项制度的根本特征是，作为土地原占有者的产权被严重忽略，导致本应属于正常商业交易范围的土地产权转让，被全部纳入政府对民众行使征收权的范围内。这样一来，在征地和拆迁实施过程中，地方政府自然也就享有广泛特权，尤其是强制手段的使用。强制和以强制手段相威胁成为征地与拆迁过程中的惯常环节，这也成为民怨沸腾的重要导火索。

　　多年来，借助这种手段，地方政府廉价获得大量土地，城镇化似乎获得强劲驱动力，地方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是这种高速增长的正当性显然是存疑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尤其应当警示的是，整个社会的逐利已至癫狂，底层民众生命、财产均遭严重侵害。主政者对此不可不察，施行者更难辞其咎。

　　不少有识之士意识到了这一危险，因而试图通过废除拆迁制度，堵塞地方政府侵害民众权利和利益的法律漏洞。

　　但“拆迁变法”的推进并不顺遂，似乎让一些地方官员扭曲的施政观念和行为模式获得了某种背书。于是，在过去一年中，一些地方官员通过各种渠道高调为政府主导的城市化、及支持这一城镇化模式的强制拆迁、土地财政等制度辩护。他们不仅认为这是必要的举措，甚至认为这体现了目的正义，以至于荒唐地自称为是善政。

　　这样的看法，与公众的常识形成尖锐对立，也削减了人们对更深层次体制变革的希望。

　　这样的情绪值得重视。过去30年的改革，始终伴随着观念、利益的紧张与冲突，有时甚至相当激烈。但这种冲突更多的是意识形态之争。因此，即便处于弱势，主张市场化、扩大权利保障的人们，依然抱有希望。希望构成了推动转型的力量，也在变动和冲突中维持着社会基本秩序。

　　围绕拆迁和征地的冲突则有着完全不同的意涵。《宪法》《物权法》已经确立了保障民众财产权利的原则，一再发生的冲突也提示拆迁制度应予废除。然而此一制度仍迁延至今，在此背后，人们看到了一个庞大的土地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主要是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而阻止变法。这样的图景无疑让人们对于中国体制变革的前景难言乐观。

　　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已被证明极不合理的拆迁制度须立即废除，此次《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必须通过，其对目前的征地制度、对地方政府严重依赖的土地财政，乃至于对支持中国模式的城镇化、工业化模式，都将产生较大影响，也很有可能影响经济增长速度。

　　但是，这是我们必须共同承担的争取更大公平的代价，废除拆迁制度，建立一种更多尊重民众土地产权的征收制度，会带来更为公正、更可持续的增长，也相应会减少相关维稳成本。相对于速度的略微放慢，这显然是更值得追求的目标。■

(责任编辑：宁波) 　　更多信息请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