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胶着点

　　综观当前中国和GPA的谈判焦点,主要有三:一、国有企业应否全部加入;二、地方政府应否加入;三、已有法规的修改与协调。

　　关于前二者,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副院长屠新泉在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指出,核心矛盾在国有企业是否应该加入其中,“从地方政府来看,如果只考虑政府的话,并没有太大的问题,关键是地方政府也有很多国有企业。就采购规模而言,国有企业的采购规模比政府更大,而且,很多工程名义上是政府的,但实际上是国有企业在负责操作。”

　　这正是当前谈判的最大难点,因为它事关采购市场规模的对待认定。

　　屠新泉表示,当前,日、韩两国开放程度最高,基本上开放到县市一级。因为两国国土面积较小,政府采购市场潜力也相对有限,“美国开放一个州可能就相当于日、韩或者欧盟一个国家了”。事实上,在欧盟与美国谈判时,根据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计算,美联邦政府加上37个州政府的市场规模,已实现了和欧盟各国中央政府再加上地方政府市场规模的对等。

　　“中国一个省的市场规模,可能就相当于欧盟一个国家的市场规模。”屠新泉认为,“中国最多也只能开放到省一级。就国有企业而言,中国仅国家电网一家的市场规模,很有可能就超过欧盟全部电网的市场规模。”

　　“当前,要完善地方政府市场规模的统计体系;在数据上给予有力的还击。”屠新泉说,“事实上,中国政府采购开放程度已经很高了。”

　　按照我国现行的《政府采购法》,屠新泉表示,“国产品”并没有定义,从实际情况来看,外资企业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也被视作“国产品”。而且,《政府采购法》中提及的“优先照顾本国产品”,并无强制性要求。很多中国企业在采购时,看中的是质量,而非国别或价格。

　　关于已有法规的修改与协调,上述核心部门官员向本刊记者透露,国内很多人还没认识到这一点,但美国对此的研究比中国还透,这也正是和美国谈判时被首当其冲提及的问题。这关系到两部法律的对接,一为《招投标法》,另一部即《政府采购法》。

　　屠新泉认为,事实上,发达国家对“两法”的争议,本质上还是国有企业应否纳入协议范围的问题。《招投标法》系发改委制订,当初主要是为了规范国家的大型工程的采购;而根据《政府采购法》规定,国企采购不属于《政府采购法》的范畴,因此国企采购不属于政府采购。

　　但是,发达国家认为,《招投标法》是程序法,《政府采购法》是实体法,二者都属于政府采购制度的一部分。按此推论,既然国企采购受到政府采购制度的制约,那么国企的采购就应算是政府采购。

　　其实,早在《政府采购法》制订时,国内曾出现过要不要把其与《招投标法》合并,从而制定统一《政府采购法》的声音。但是,上述核心部门官员表示,两法合并不易,不仅涉及到复杂的修改程序,更大的掣肘在于部门利益的协调。

　　坚持发展中国家立场

　　关于正处在拉锯状态的谈判,受访专家表示,中国还需要在策略上把握的是,必须坚持发展中国家身份。近来,有关中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的说法甚嚣尘上,中国的发展中国家身份再受欧美发达国家质疑。

　　事实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人均水平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10左右。而且,中西部和广大农村的不少地方仍然相当落后,还有1.5亿人口生活在联合国设定的贫困线之下。

　　北京WTO事务研究咨询中心首席专家程大为向本刊记者表示:“在加入'政府采购协议’这件事上,发达国家不愿承认中国发展中国家身份,主要目的是不想给中国特殊待遇。”

　　根据GPA的规定,GPA各成员方,尤其是发达国家成员要给予发展中国家成员以优惠待遇,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支持和援助。发展中国家成员可以在其他成员方允许的前提下,按时间表在过渡期内采取过渡性措施,如价格优惠、贸易补偿、渐进性开放和更高的门槛价等四项过渡性措施以保护其民族产业不受冲击。

　　“另外,如果中国以发达国家的身份加入GPA,相当于一个认定,有可能成为法律参考的依据,从而导致以往在WTO签订的贸易协议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新问题。”程大为表示,尤其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协议规定并不是一刀切的开放,而是按照国家的实力,确定相应的开放比例。

　　“发达国家身份将要在国际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在她看来,这些并非仍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所能担负。

　　宋泓认为,如果中国以较高的标准加入,从最极端的角度考虑,可能会对中国的政治环境非常不利,中国或将因此而孤立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外。

　　除此以外,程大为认为,中国应加快对国内体制的理顺,政府和企业共同努力,增加政府采购市场的透明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