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谈起这个话题，无论是学界的朋友还是媒体评论家们，可能都已觉得没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就是这么一个说它陈旧都一点不过分的主题，却再次堂而皇之地摆到了美国政界和商界的桌面上：先是部分议员要求立法胁迫人民币升值，后有商界代表呼吁阻止这样的立法。人们不禁要问：逼着人民币升值对美国就那么重要？

　　每每提到人民币升值，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中美贸易顺差。按照一般说法，本币升值将使本国出口减少，进口增加，而作为对比货币的另一方则恰好相反。多年来，中国对美贸易顺差，美国政客对此早已“苦不堪言”，不止一次地扬言要人民币升值，以改变美国经济的不利局面，大有“人民币不升值，美国经济永无翻身”之势，甚至还有“美国生活正在被中国‘制造’”之类的“神话”在流传。这么看来，人民币升值好像真的对美国有好处了。事实果真是这样吗？

　　不妨先引用一位美国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许对我们看清真相有所帮助。1994年4月21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莫顿·米勒在加州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曾以日美贸易摩擦为例说明逆差产生的本质，米勒认为，不是日本货便宜或者日本的劳动力价低造成了美国对日本的逆差，而是日本的储蓄率高于美国造成了其对主导货币发行国的“大肆”出口。具体说就是，庞大的日元储蓄需要一个“运转”的渠道，为了保值升值，它选择了自认为最安全的美元资产，即美国政府和企业发行的各类美元债券，这就需要它首先得把日元转化为美元方可实施，而转化的最合理方式就是对美贸易顺差。因此，只要日元储蓄率不降低，任何汇率方面的变化——从长期看——都不可能对贸易逆差之类的问题有任何帮助。

　　米勒的逻辑不是想象的产物，而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上的科学推理。如果按照传统逻辑，日元对美元升值（尤其是大幅升值）情况下，美国的贸易状况理应得到明显改善才是，但事实并非如此。自“广场协议”生效后，美国对日逆差不是缩小，而是持续放大，1987年缺口达到600亿美元，而在米勒发表这次公开演讲的1994年更是突破了800亿！同时还不可忘记，此间美国对日本实施了种种贸易制裁措施。怎么这贸易逆差就是解决不了呢？问题还得回到米勒先生的结论中去，逆差的根源是储蓄率，而非汇率。

　　事实上，美国的总体逆差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元确立起世界主导货币之日起就已是个注定的命题，有点类似于“特里芬难题”。即美国制造业产能的转移与衰退早在那时就已注定了，这是世界货币体系变迁的结果，与汇率没什么关系。

　　把问题拉回到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上也是一样，以中国当前居高不下的储蓄率来说，即使人民币升值，美国也休想在对华贸易上占到什么便宜。首先，如果人民币大幅升值真的成为市场普遍预期，那势必会出现美元资产在全球被大量抛售，而人民币资产被大量吸入的局面，也就是大量货币资产将向中国内地转移，其结果无外乎在人民币资产和人民币储蓄之间作选择。而无论如何选择，人民币储蓄率进一步提高不可避免。也就是说，到那时中国商品出口的张力更大，在增加对外币资产的需求的同时，对外币商品的需求会进一步降低。美国人还怎么往中国多推销商品呢？

　　还远不止如此，如果中国经济短时期内无法完成转型（或者说本币升值所需要的转型），人民币升值必然导致中国制造的产能巨大过剩，这些巨大过剩的产能除了向国内市场释放外，不可避免地还要向世界其他市场释放，假如全球市场在一个时期内是有限的，那么中国制造对世界市场的二次选择一定要冲击到美国贸易的某些“势力圈”，就像一个气不足的皮球一样，当你把凸起的地方按下去的时候，原来凹陷的地方就要鼓起来。这么一来，美国制造业的日子怕不是好过的，而且是更不好过。

　　正如前面所说，美国总体贸易逆差是世界货币体系变迁的必然结果，说白了就是美元太强势了，大家都以美元资产为最安全的储蓄转化方式，这就不可避免地使大家都来挣美国人的钱，以实现这种转化的基础。按照这个逻辑推导，如果美国人非要在贸易逆差问题上纠缠，那最合理的解决方案，应是美元让出国际主导货币地位。但显然这是美国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的。

　　实际上，美国国内的“有识之士”早就看透了这层关系，并且发自内心地津津乐道于这种“逆差生活”。正如米勒先生在本文提到的那次公开演讲中所说的：“无论何时，只要我的日本朋友开始炫耀他们对美国的贸易盈余，我就会取笑他们，说我们美国人实际上在跟你们开一个残忍的玩笑，你们把千辛万苦生产出的汽车、照相机送给我们的同时，我们回报的只是乔治·华盛顿的头像。”如此打趣的话，却怎么也让我笑不起来。细想想，这些年来，美国人不也在和中国人开着同样的玩笑么？美国人不但和别人开这种玩笑，还要向别人吐口水，实在有失大国风度。（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