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和盖茨真的来了。带着不劝捐的承诺和神秘的晚宴请柬，掀起了中国社会的一阵涟漪，无论贫富阶层，捐还是不捐，已经成了问候语之一。

　　从社会发展角度看，“巴比式”慈善距离中国富豪，正如福特距离比亚迪、微软距离联想那么远。在尚未脱离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里，要求中国的富豪用巨款做慈善甚至“裸捐”，跟与虎谋皮差不多。其原因恐怕在于这种慈善的整体环境还有欠缺，如企业家的个人素质、社会的整体环境以及慈善的体制设计尚需完善等。

　　有一个例子很具有讽刺意义。

　　在上海社保案中落马的张荣坤却恰恰是慈善明星。《解放日报》2003年初的消息称，张荣坤“近年来”共向市慈善基金会捐赠了2250余万元。上海大通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显示，张荣坤2002年以福禧投资名义对外捐赠额高达2706万元，以至于企业竟亏损486万元。置企业亏损于不顾的慈善家，最终被证实其目的并不在于当一个“大善人”。

　　恐怕对企业家而言，首要的责任应该是保证企业正常运营。在此基础上，再谈慈善与否的问题。

　　所幸，胡润榜上中国富豪平均年龄是39岁，比国外富豪平均小15岁。这一年龄段的企业家事业发展正在高峰期，慈善事业与身后之事并非当务之急。在考虑巨额捐赠之前，不妨多想想如何为消费者提供优质产品，如何为投资人创造利润，如何进一步提高员工权益，如何保护环境……

　　其次，千金散尽能不能还复来？由于中国的传统家族文化，富豪也好，工薪阶层也好，身后事第一考虑的还是子女。

　　中国富豪也许会担忧子女变得无能，但更怕的是一旦捐出大部分家产，万一政策有变，会得不偿失。如果中国富豪跟巴菲特和盖茨一样相信公平的市场竞争能够让任何一个有能力的人脱颖而出，或许他们会主动散尽千金，以期子女在竞争中将企业越做越强，开创出属于他们自己的事业。

　　再者，还是老生常谈的慈善体制问题。有专家作了一个有关慈善事业的研究———以“政府做事”、“民间做事”和“政府掏钱”、“民间掏钱”构成一个矩阵，形成了4种组合。第一种是政府做事，政府掏钱———这是欧洲的一些高福利国家。第二种是民间做事，政府掏钱———最典型的是香港，2009年香港有300至400个社会团体、3000至4000家服务机构，但其经费的70%至90%是政府拨款。第三种：民间做事，民间掏钱———最典型的是美国。2008年，美国的慈善公益组织超过120万家，募集的资金达到6700亿美元。第四种组合是政府办事，民间掏钱———这恰恰是“中国特色”。在这种“中国特色”的前提下，“巴比”二人的号召力远远不能和中国富豪面临的现实问题相比。

　　较之以薪酬为基础的第一次分配与国家以税收调节为基础的第二次分配，慈善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只能作为前两种分配的补充。和前两次分配不同，第三次分配不是通过利益驱使或行政手段，而是个人自愿地以慈善、志愿或互助为形式的资源流动，这可来不得一点勉强。

　　因此，对企业家，还是让他们先尽了生前的企业家责任吧；对政府，不如先从建立良好的慈善环境开始。

　　不过，在贫富差距日益拉大的情况下，慈善的推广比过去更为迫切。巴菲特和盖茨此次访华，至少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命题：慈善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应该怎么个分配法？在现在的社会阶段，什么样的第三次分配才是符合中国国情并且能可持续发展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