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是维持现行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中国银行业也有可能面临较大的达标压力，更不用说新协议所制定的更高的标准。

　　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银行信贷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的强化，最终导致银行业整体大幅度减少信贷投放，势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银行业整体的经营状况只会变得糟糕而不是更好。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

　　曾刚

　　《巴塞尔协议III》（简称“新协议”）只需要在11月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经各国领导人签署通过，即可进入具体的实施阶段。总体上看，新协议对提高银行体系的稳定性以及促进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特别是从欧美国家的情况看，上述调整在短期内对经济的负面影响并不明显，因此也具备了在短期内实施新协议的基础。

　　对中国来说，引入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的时间并不长。目前，巴塞尔协议Ⅱ还处于实施过程中，相关基础设施的建设远未完善。加之银行体系在中国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作用，新协议实施的影响范围绝不会仅限于银行的经营模式和业务模式，还可能会对现有经济运行模式产生一定的冲击。因此，在新协议的接受和实施问题上，监管部门需保持谨慎的态度，特别应关注以下几方面问题。

　　第一，对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的宏观经济影响应进行更全面的评估。从2004年开始，中国银监会引入了巴塞尔协议框架，并逐步进行了完善，建立了较为全面和系统的以资本充足率监管为核心的银行监管体系。金融危机爆发之后，逐步提高了对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控制和资本充足率状况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截至目前，我国银行业整体的资本充足率水平已在10%以上，高于目前新协议的要求。因此，在一些人看来，更为严格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在短期内不会对我国银行业产生直接的冲击。

　　不过，这样的看法可能过于乐观。首先，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在本质上存在顺周期缺陷，在经济周期处于上行阶段时，银行所面对的整体风险较低，资本充足率状况也会趋于良好。但只是基于经济繁荣时期的风险评估并不全面，一旦经济周期步入下行阶段，风险可能会集中爆发，银行的资本充足率状况则可能会迅速恶化。自2004年引入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以来，宏观经济运行一直处于上升期，以这一期间的现实风险所计算出的资本充足率水平，显然可能会低估银行在完整经济周期中所面临的真实风险。因此，在我们看来，即使是维持现行巴塞尔协议的标准，在经济周期下行阶段，中国银行业有可能面临较大的达标压力，更不用说新协议所制定的更高的标准。

　　其次，资本充足率监管可能会影响银行的经营模式，这对宏观经济运行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在一些人看来，新协议进一步强化了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在长期内可以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对利差收入的依赖，促进其多元化经营的发展，会有助于银行业整体的健康发展。这样一种观点，如果就单个银行来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如果考虑银行业的整体，恐怕就会演变成一个合成谬误。作为一个服务行业，银行业整体经营情况的好坏在根本上取决于宏观经济运行状况。在中国的金融体系中，银行占据着绝对主导的地位，银行信贷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定增长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的强化，最终导致银行业整体大幅度降低信贷的投放，势必会对宏观经济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而银行业整体的经营状况只会变得糟糕而不是更好。具体地讲，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及其强化对经济的负面效应和一国的金融结构高度相关，巴塞尔委员会现有的评估主要以市场融资主导的欧美国家数据为基础，可能会大大低估对银行业主导的国家的影响。在我们看来，即便是保持现行标准不变，如果金融市场不能得到快速发展，在中长期内，资本充足率监管有可能对中国经济的增长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考虑到我国经济增长对信贷的长期依赖，以及银行资本补充所面临的约束）。在标准提高之后，这种影响最终发生的时间有可能大大提前。

　　第二，在实施进程上，应充分考虑中国银行业的承受能力。从目前的情况看，由于基础设施的缺乏（包括银行内部数据的积累、风险管理能力等各个方面），我国银行业离全面实施巴塞尔协议Ⅱ仍有一定距离。对于更为严格的新协议，可能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逐步接受。对巴塞尔委员会所规定的新协议实施进程，我国银行业恐怕很难遵照执行，需要进行一定的调整，以符合我国银行业的现实情况。以避免新协议实施对银行运行和宏观经济产生的冲击。

　　第三，在新协议的实施上，应充分考虑差异化。不同银行的经营范围和业务模式会有所不同，因此，新协议对其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也会有所差异。具体而言，大型银行实施更为严格的监管标准的成本会相对较低，小银行的成本会较高。从巴塞尔协议的初衷看，统一和强化国际活跃银行的监管标准是其最为主要的目的，因此，在各国的实践中，资本充足率监管主要针对大型银行。对那些不具有系统性风险的小银行，则采用相对宽松的监管标准，以确保小银行的差异化发展。中国有着庞大的银行体系，到目前为止，各类法人银行业机构3000家左右，其中既包括了全国性银行，也包括了许多地方银行业机构（如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以及村镇银行等等）。这些银行的规模悬殊，经营的外部经济环境也存在较大差异，如果简单地采用统一的监管标准，可能并不符合小银行自身发展的需要，也不利于我国地方经济（特别是县域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现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以及新协议的实施中，应充分考虑不同银行的差异，逐步建立起差异化的监管规则，以适合我国国情。

　　总之，巴塞尔协议的修正代表了全球银行业监管强化的新趋向，对国际银行业的长期稳定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但对中国来讲，对该协议的实施应保持较为谨慎的态度。必须充分评估其在长期内对我国银行业以及经济运行可能产生的影响。建议在新协议的框架内，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对我国资本充足率监管框架及实施进程进行充分的研究和规划，在强化银行监管的同时，避免对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产生负面影响，以真正达到促进银行业长期稳定发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