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我坚信未来体制性牛市必将再现。
NBD:记得你当时对何时出现“体制性牛市”给出了三个前提条件。既然你认为目前行情的逻辑起点,就是体制性的,那么能否再次给予阐述?
李:由于这三个前提条件,是我们逻辑论述的基础,因此,有必要重温这三个前提。
在那篇文章中,我的原话是:“我觉得,未来体制性大牛市的喷薄而出,可能基于几个因素的共振,或者基于某一个重大因素的单独启动。第一,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关键措施持续推出。这一系列重大事件一旦发生,那么,我坚信将会点燃市场压抑太久的做多激情,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前途的信心倍增,会立即转移至对投资市场的信心倍增。这可能是单独能启动体制性牛市的最大动因。第二,房地产市场的趋势性下降,房地产市场回归到一个通常的产业(仅仅是一个产业而已),而不再是其一举一动都牵扯着社会和人们眼球和心理的敏感产业。那么,沉淀在房地产市场的异常庞大的企业部门和住户部门的投资或者投机资金,就会自发转移,很大部分将会回到资本市场。第三,股市体制改革的持续推出和各项改革制度的真正落实。从源头上转变股市融资的本质,把一个财富孵化和变现的上市目的,转变为孵化优质大型企业手段。股市运行才能回到正轨。”
“中国梦”点燃国人新希望“全面深改”开启中华民族新征程
NBD:我看你写下的这个小标题,已经全面体现了你内心的激动和信心。回到我们这个投资话题上来,你提出的“体制性牛市”的三个条件之一,“国家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关键措施的持续推出”,现在是否在逐步实现?
李:我认为,目前这个前提条件正在现实地发生和完全地演绎着。
作为资本市场的研究者和投资人,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关注和思索着国内外的各种重大形势的发展和逻辑演绎。如果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十八大以来,两年多的时间,中国大地事实上是掀起了新的改革大潮。我们认真地分析和观察其脉络,可以发现,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启动了全方位的、有步骤的、系统性的、宏大的改革工程。在政治领域(政府体制、政府运行机制、反腐败、法治政府等诸多方面)、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军事领域、外交领域、社会领域,全方位、顶层设计式、系统性(不是零敲碎打的)、深度地推进改革,而且成效显著。
而且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这个改革,它从2012年“十八大”后一开始,整个国家和社会(包括资本市场)是在“观望、观察”到“理解、支持”再到“鼓舞、欢呼、振奋”的过程中走过来的。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认识过程。
我们也异常深刻地认识到:习近平总书记主导的这次改革,是中国继1978年、1992年之后第三次启动改革按钮(如果把1992年的重启改革视为1978年改革的延续的话,那本轮改革,就是1978年以后第二次启动改革按钮),而且这次总体的改革,是“深改”。
我们读《邓小平文选》,可以知道,小平同志多次谈到,在中国,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这是小平同志作为伟人的高瞻远瞩。因此,我觉得,1978年启动的这前30年的改革,解决了“中国发展”的问题。把中国从一个当初闭关锁国和极其贫困弱小的经济体,发展成了世界主要的经济体,解决的是“发展”的问题;而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启动的改革,就是解决小平同志当年担心的“发展了以后出现的问题”,以及如何继续良性地更好发展的问题。
对比小平同志启动的1978年改革和习近平总书记启动的2012年改革,我们也可以感知到,两次改革的难度迥异。解决“发展”问题的改革,是为了举国的共同利益,几乎没有阻力;而要解决“发展了以后的问题”,却阻力重重,因为,这是打破和触动一部分层级的既得利益问题。因此,这次改革更难更艰巨,是啃硬骨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