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息解决不了产能过剩，解决不了中间环节成本高等一系列问题。要解决问题也有一招，全面发钞。但最好的办法是改革，以此减少政府与市场企业的边界。信用不能混淆，政府是政府，企业是企业，这样才能准确地给企业进行风险定价。

    降息不等同于企业融资成本下降。

    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最近表示，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资产回报率仅5%，利润增长速度大幅回落至1%，出厂价格指数31个月为负，小企业更惨。但银行贷款利率仍为7%以上，人民币在三季度对美元升值1%，对一揽子货币更狂升5%。如果错失降息，汇率灵活调整和减税的良机，经济失速和通缩风险可能会在明年显现。

    汇丰采购经理人指数等数据，使屈宏斌对中国实体企业的困境有深刻的了解，但开出降息的药方是错误的。

    利率不仅是资金的价格，还是出资人对未来风险与收益的判断。降息并不能让多数实体企业获得廉价资金。

    中国开出降息的药方，只有两类企业可能获得低息融资，一是大型企业，二是有政府背书的企业，并不是因为这些企业的效率有多高，前者是因为大到不能倒、会产生系统性风险，后者是因为企业沾光政府信用，与政府紧密相连，就像地方平台债间接被视作了地方债，风险高但发行价格也较高。

    贷款者之所以愿意低息出借，看中的是企业背后的大树。即使这样，这些企业仍然难以为继。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债券市场第一单本息违约的11超日债的刚性兑付。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和上海久阳投资管理中心通过出具保函的方式承诺为11超日债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草案通过将全额受偿。11超日债于2013年7月8日暂停上市，前一天收盘价为65.15元，重整通过获得全额本息受偿111.6元，如果在暂停上市前买入，简单估算其持有期收益率高达71.4%。垃圾债尚且如此，其他可想而知。普通债权人的风险事实上也不大。

    研究机构安邦指出，目前来看，受行政干预影响，超日债可能将以涉嫌违规的方式被兜底。这固然符合中国金融市场发展的潜规则，也有诸多先例可循，也显示出依法治国(市)依然道阻且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