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原因如下：第一，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空前加快，由供需决定资金价格的时机已越加成熟，通过行政手段控制资金供给方，利率价格信号必定难以发挥，资金紧张之下，实体经济更难免受到伤害；

    第二，当前表外业务的发展过快，金融风险空前加大，不仅源于部分监管缺失，更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表内业务监管过度；

    第三，伴随着存贷差的缩减，当前20%的准备金率或已超出最优准备金率的理论值；第四，相对于国际上其他国家，当前中国的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过高。

    最后，宏观政策调整需要更加注重防范金融风险，其意义某种程度上要高于保就业。实际上，决策层对于当前经济下滑局面未十分担忧，很大程度上由于当前就业市场尚且稳定。

    然而，在笔者看来，就业指标其实具有滞后性。一般而言经济下滑阶段，企业率先采取的是减产而非裁员来应对，一旦出现大规模失业，经济状况必定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刻，宏观政策或许也已经过了最好的应对时机。

    此外，伴随着中国刘易斯拐点的到来，近几年中国就业市场实际上也已经出现了新的迹象，农村剩余劳动力从富足转为不足，劳动力工资逐年上涨超过GDP增速，在这一背景下，就业指标的敏感性也在减弱。

    与之相对，金融风险的重视程度需要加大。例如，当前房地产市场遇冷，不仅会影响到上下游企业，更会对金融系统造成冲击。比如，过去五年中国信托业实现了高速增长。

    截至2013年底，管理资产规模达到10.91万亿，其大多信托贷款又集中于房地产、政府融资平台等较高风险领域，一旦宏观经济与房地产市场开始周期性下行，信托贷款业务也蕴含着较大风险。

    此外，在银行信贷活动中，需要对贷款者进行严格的审查，且贷款者需要提供相应的抵押品或抵押资产。显然，房地产作为普遍使用的抵押品，其价格波动也会影响到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

    一旦房地产价格下跌，那么银行资产负债表中以房地产为抵押品的贷款质量就必然下降，提升银行不良贷款率。有报道称，当前银行抵押品中有80%为房产，可想而知，在房价下跌之时，这部分风险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如此看来，当前中国经济运行差于预期，风险不容小视。宏观政策需要有所作为，特别是从货币政策的角度而言，央行减少数量控制，特别是适时降准确有必要，这不仅可以为紧张的流动性提供支持，平缓利率期限结构，降低长端利率风险溢价以缓解实体经济面临的资金压力，更重要的是在货币政策工具转向发挥价格型工具的背景下，有利于消除供给制约，缓解价格工具失效的矛盾。

    除此之外，笔者建议淡化75%存贷比的考核，即便受制于《商业银行法》，短期内75%的存贷比取消不切实际，但可以考虑扩大存款额的计算范围，延长考核期限，如半年考核或者一年考核均是可行之策。

    总而言之，在经济下行风险加大、通胀尚且可控之时，笔者认为，未来货币政策应该改变过紧的局面，并通过降准、淡化存贷比考核等引导政策转向价格型工具，这既有利于稳增长的实现，也有助于促进市场化改革，可谓一举两得。

    本文作者沈建光为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并不代表网站观点不对其真实性负责，目的在于传递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