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国家的力量

　　进入2013年，全球性企业的视野不再仅仅盯住亚洲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也开始转向包括非洲的全球42亿人的更大规模的新兴国家人群。

　　据麦肯锡日本公司预测，到2025年世界消费市场将扩张至60万亿美元(约合360万亿元人民币)，约为2012年的2倍。而新兴国家将占30 万亿美元(约合180万亿元人民币)，与发达国家平分秋色，其基础消费力量是从底层到中间层的消费人群。该公司认为，中印两国的人口规模是十九世纪英美产业革命时期的100倍，而中印的经济增速达到当时的10倍，这意味着中印两国作为新兴国家的代表，正在实现相当于当时产业革命时期1000倍的经济增长态势，可谓“经济发展大爆炸”。而其基础性动力则来源于新兴国家蓄积的庞大规模的中产阶层，及其所形成的巨大的消费力。其消费能力并不亚于发达国家。

　　麦肯锡预测，2025年新兴国家的消费人群将增加18亿人，达42亿人。而到2020年，印度将超过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人口大国。麦当劳已瞄准新兴消费人群，决定在全球110个国家新增3万家分店。

　　事实上，2010年新兴国家GDP已占世界的36%，而全球百强企业在新兴国家的消费市场份额仅占17%，今后，抢占新兴国家巨大商机的空间还非常巨大，而竞争的焦点，则是对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追求。一般而言，当家庭年收入超过1万美元(约合6.1万元人民币)，开始步入上级中产阶层后，其对汽车、餐饮、医疗、教育、教养、娱乐等服务的支出随之增加。2009年新兴国家的中产阶层达15亿人，2020年将达30亿人。印度每年新增中产阶层 4000万人，相当于阿根廷全国人口。而中印两国的汽车普及率只有5%，仅相当于日本1961年的水平，潜力巨大。

　　发达国家中产缩小

　　与新兴国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危机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开始缩小，支撑其经济增长的动力，以及支撑其民主社会的传统基础开始分化。奥巴马在最近的一系列讲话中始终强调“要实现可以回报中产阶层的社会”。其背后所指的事实上就是危机后美国社会分层引起的忧患。

　　去年，美国家庭所得的中间值是5万美元(约合30.5万元人民币)，刚刚接近1995年的水平，这意味着在最近的十余年里，美国家庭收入实质减少。而另一方面，占美国人口1%的富裕阶层的收入却达到全国总收入的20%，为过去90年来的最高水平。收入不平等与中间层分化在美国同时发生，纠正“社会收入失衡”已成为美国的政治课题。而创造就业、追求“美国再制造”事实上成为奥巴马的“新新政”。

　　而欧债危机下，南欧各国经济增长动力匮乏，增速持续下滑，高失业率，尤其是年轻人高失业率，成为欧洲中产阶层分化，甚至低收入化的直接动因。欧洲社会阶层的分层化，导致“政治大众化”，在欧盟启动、欧元诞生，欧洲社会治理多层化结构下，事实上衍生了欧洲政治基础的分化。社会消费基层的变化，导致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呈现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失衡，必将引发世界贸易结构和投资导向的新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