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亿人总中流”

　　资本和市场历来是社会治理，甚至包括全球治理的两大工具。收入、消费基层的变化，必将从市场厚度和资本流量流向的层面，引发世界经济增长结构的变化，进而导致全球治理体系及其权利的转移。冷战结束后，新兴国家依靠贸易投资导向型增长模式，构建了世界性的生产、出口地位，扮演商品供给的角色，发达国家则形成了资本输出、进口消费的结构。今后，随着中产阶层的规模扩大，新兴国家也将扮演世界的“商品吸收器”、“资本供给源”，甚至“最后放贷人”的角色。这种角色转换，似乎并不需要等到中国经济赶超美国，形成中美经济规模逆转才会发生。波士顿顾问公司预测，这种角色转换将在2015年发生。

　　40年前，日本曾迎来1亿人的中产阶层时代，被称为“1亿总中流”。而冷战结束，新兴国家迎来补课型经济快速增长时代，必将推动世界经济发展进入长周期，由此，以新兴国家为主导的全球“50亿人总中流”的时代也将不会是幻想。

　　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指出，社会总是分为富裕层、中间层和贫困层，而中间层越大的社会越稳定，这意味着“中产阶层”、“中等收入层”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发达国家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诚然，新兴国家中产阶层的快速发展，引起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包括社会差距的变化，也因西亚、北非和巴西的动荡被认为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但至少目前尚无实证性研究结论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新兴国家中产阶层规模的扩大必然引发社会动荡。

　　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的规模消长，将对未来的全球经济、社会，乃至政治结构产生怎样的影响，又将向什么方向发展变化，或许是人类历史经验所难以预测的，可谓不确定，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即适应社会变化而变，才有发展的前提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