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雷曼公司破产冲击后，世界经济的增长结构发生了时代性变化，发达国家经济全面萎缩的同时，新兴经济体，特别是亚洲新兴国家快速成长，呈现新兴与发达的结构转换。随之而来的是，支撑经济社会成长的中坚力量“中产阶层”呈现历史性的“世代交替”。而这种反映人口结构的中产阶层的推陈出新与结构转换，犹如岩浆涌动，推动国际社会的治理体系板块漂移。

　　世界在走过21世纪第一个10年之际，全球秩序开始走向以往的历史经验无法预知的方向。

　　亚洲中产阶层崛起

　　根据国际相关机构的定义，这里所说的“中产阶层”(或中等收入层、中间所得层)，是指在经济发展进程中，快速步入经济发展主流，并扮演经济发展主要力量的阶层，从人均收入上看，一般是指年收入在5000美元(约合3万元人民币)到35000美元(约合21万元人民币)之间的人群。

　　2009年版的《日本通商白皮书》估计，2008年不包括日本的亚洲“中产阶层”(中间所得层)已达8.8亿人。其中，中国约4.4亿人、印度约2.1亿人，东盟5国(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和越南)约1.9亿人，东亚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约4000万人。与 2000年比，中国约扩大6倍，印度约5倍，东盟5国约2倍。《通商白皮书》认为，二十一世纪的前十年，中印经济快速增长，推动低所得和贫困层的收入急速增加，形成了“中间所得层”快速扩大的局面，由此也推升亚洲经济增长结构巨变。

　　日本前任经济企划厅长官、70年代大阪世博会的筹办者堺屋太一就曾指出，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标志着中国“中间所得层”的形成，必将与大阪世博会推动日本经济走向内需主导型增长结构一样，也会促进中国经济步入个人消费主导的内需增长轨道。

　　2010年联合国预测，到2030年，中、印、东盟5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总人口将由2010年的31亿增至35亿，随之，中等收入层也将进一步扩大，成为支撑亚洲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力量。对此，当时的日本民主党政府提出要将亚洲内需与日本内需一并看做日本经济增长的动力源，全面汲取亚洲人口，尤其是中等收入层的增长红利，确保日本经济可持续增长。如今，安倍政府更加重视亚洲的中产阶层，尤其是由此带来的环保诉求、基础设施建设需求，乃至生活质量提升愿望，将其视为促进日本制造复权和服务升级的地缘能量。

　　2010年东亚完成了“日本—东盟”、“中国—东盟”、“韩国—东盟”、“澳新—东盟”及“印度—东盟”五组自由贸易协定(FTA)，以东盟为基点，形成了事实上的地区产业圈和消费体系。以地区互联互通为导向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由此形成的高铁、电力、通信体系，不仅将形成新的市场需求，更将成为支持中产阶层大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