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

　　首先我觉得政策本身它就是一种利益调节机制的一种集中体现，所以一个政策出来以后，在不同的利益集团包括公众有不同的反应，我觉得是一种正常的。但是如果一个政策出来以后，和它原来的初衷发生比较大的差异和背离，那么这个政策就需要值得重视。其实我觉得作为“国五条”这样的政策，出台应该说它的大方向还是对的，但是这个政策要想使类似的政策，包括你刚才谈的油价也好或者其他的政策也好，要想使它出台要从政府方面首先要做的政府政策制定一定要有比较充足的这样一种准备，是吧，并且预测到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可能引起社会中间的正负两方面的这种影响，在这种肯定是要权衡能够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吧，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能够比较好的维护社会公平的政策，这个政策就是比较好的、比较的适时的。

　　李小萌：

　　您提到了“预测”两个字，怎么样提高一个政策的预见性，还有就是公众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当中的参与性，如何去提高？

　　王伟：

　　公众政策的参与性实际上我觉得在这些年来已经日益在加强，但是公众他是由不同的人群，也有不同的利益，因此一个政策要想代表全部公正的利益也是很难的，但是他要维护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大方向和大多数人的这样一种利益。那么在制定这些利益的时候，实际上据我了解政府还是越来越认真，这些年来一直强调科学民主决策，而且决策中间在尽可能地征求一些公众的意见，这样对于政策的制定来讲，肯定就有所帮助，有所提高，能够使公众能够比较好地理解。

　　李小萌：

　　好，谢谢王伟教授的观点。

　　要想避免这种可预见的非理性出现，我们套用一句话：政策需要制定和实施，政策更需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制定和实施。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1+1》，我们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