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副部长王超表示，为构建全面开放的新格局，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坚持沿海、内陆和沿边开放相结合；坚持出口与进口，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相结合；坚持多边区域和次区域开放合作相结合；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坚持将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开放相结合；坚持多边区域和次区域开放合作相结合。

    王超特别强调，“要加强对”走出去“的宏观指导和公共服务，提升企业跨国经营的能力和水平。引导和督促”走出去“的企业开展属地化经营，履行社会责任，与东道国共同发展，推进与有关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协定谈判，为扩大双向投资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部长葛延风表示，中国医疗改革开展至今已四年，成绩显著，但进一步改革的空间仍很大，挑战多，任务艰巨。在公立改革方面，长期形成的不合理的激励机制导致医院过分追求利益，医患冲突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布局不合理、盲目扩张等问题依然存在。葛延风指出，从财政体制来看，现在中央和地方在医疗卫生领域财权和事权关系，对推进公共医疗卫生服务的均等化有较大影响，医疗卫生管理体制也需要进一步改革和完善。

    对于深化改革的路线图，经济学家吴敬琏表示，中国经济改革不管是设计和执行都会很困难，能不能执行下去，一方面需要民众的支持推动，另一方面需要拿出更大的政治勇气推进改革。吴敬琏表示，党的十八大对中国今后向什么方向走的问题已经做出了回答，就是坚持继续深化改革的方向。然而确定目标只是改革三部曲的第一步，确定目标后要制定重点改革的方案和路线图，然后克服必然存在的各种阻力和障碍，把各种改革落到实处。“改革路线图一般是在每一届中央委员会的第三次会议上讨论，因此在明年或者更晚一些时候，我们就可以全面地推进改革。”

    一些参加论坛的国外学者也对中国改革发表了看法。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体制改革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每个体制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国有企业、银行、公务员、大学每个背后都是庞大的既得利益，改革还是非常不容易，美国、日本都在改革，不容易都是因为既得利益。他说，“体制改革是最大的红利，体制创新也是最大的红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古利亚援引该组织研究报告称，当下中国应减少土地出让金收入水平，房产税方面则以稳健为主，长期再做改革。古利亚认为，目前地方政府过多依赖于转移支付，必须“朝前看”，改革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税收分享机制，以提升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并在这一过程中促进城镇化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