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耀军：就北京来说，常住人口下降还是与疏解非首都功能有关。疏解非首都功能不仅是疏解加工制造业等一般性产业，还包括医院、学校和非核心的行政事业单位。所以，疏解非首都功能是北京常住人口下降最主要的原因。第二个重要的原因是，一些二线城市例如西安、郑州、武汉等，在京沪疏解人口时，正用更大的力度吸引人才，呈现“一边在输，一边在引”的局面，尽管一边阻力很大，但另一边的引力也很大，会让一些有技术、懂管理的人才流入到吸引人才力度较大的城市。第三个原因是生活成本的提升。随着北京疏解非首都功能、整治群租住房，北京的生活成本将越来越高。第四个原因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中国父母注重孩子的学习和教育，为了调控人口总规模，五证齐全是孩子在北京上学的必要条件，这也会让一部分家长因为孩子在北京上不了学，而回到户籍所在地。

　　我不认为其他原因是此番京沪常住人口下降的重要原由，生育率可以算一个，但不是主要的。北京和上海这些城市人口一定是迁移增长，大部分的外地人口迁入才是最重要的，北京本地的出生率影响不大。

　　时代周报：2015年，上海市常住人口出现1978年以来的首次下降，1997年北京也出现了首次下降，但往后持续增加。就你看来。目前这种下降是不是一种暂时性现象？北京自2011年后，人口增速增量双下降，能否就此预测人口拐点？

　　张耀军：我认为目前这种下降是暂时的，同样以北京为例，是政府背后付出很大代价疏解非首都功能的结果，但是人往高处走，市场一定是让人口往就业好、收入高的地方迁移，虽然疏解成本高，但是在付出服务和劳动力的时候，相应费用也会提高即收益提高，在这种市场力量下，从长远来看，人口还是会增长。

　　但要补充说明的是，如果省会城市如郑州、武汉、西安等城市的建设越来越好，医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那么京沪对人口的吸引力就不会像过去那么大。在美国，每个城市的定位不一样，但收入、生活质量差不多，那么人们综合权衡时，如果城市间差距不大，就不会付出高昂成本迁移到另一个城市。京沪吸引人口能力那么强的原因就在于，其资源遥遥领先于其他城市，未来如果省会城市乘势而上，提高基础设施、医疗、教育水平等，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拉近与京沪的差距，那么在吸引人口上，中国城市从差距明显走向均衡是有可能的。

　　但目前还很难预测京沪的人口拐点，无法预知何时常住人口的下降会呈趋势。这其中有很多变数，一是中国总人口规模的变化，再是其他城市的发展水平，例如我刚提到的省会城市，这些城市什么时候能在人们的心理评估中与京沪的差距不大，很难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