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在上海举行的G20峰会上各国央行行长是否决定以牺牲日本和欧洲为代价拉低美元？

　　今年2月下旬G20上海会议后美元和人民币的不寻常走势引发了猜测：2月在上海举行的G20峰会上各国央行行长是否决定以牺牲日本和欧洲为代价拉低美元？在上述会议召开前后“新广场协议”的关注度也逐渐升高。英国《金融时报》撰文否定了这种猜测，这是因为中美出现某种不同的宽松以回应今年1月的金融动荡。一种解读是，在应对去年12月15日美联储加息引发的资本外流时遇到种种困难后，中国在今年初前后曾认真考虑大幅贬值人民币。在看到首次加息后的国际后果和随之而来的美国金融状况意外收紧之后，美联储判断，在中国经济企稳之前，它不能维持原定的加息步伐。

　　自G20会议以来，美元有所贬值，就像1985年9月22日的广场会议之后那样。人民币相对其货币篮子不断贬值，与中国央行(PBoC)行长周小川在上海会议前夕强调的“稳定篮子”汇率政策相悖。欧元、尤其是日元有所升值，不理会欧洲央行(ECB)和日本央行(BoJ)的宽松货币政策。

　　上海会议以来，市场变得不愿推高美元，认为G20如今或许已达成了一份协调的协议(就像当年几个大国在纽约广场饭店(Plaza Hotel)所做的那样)，以扭转美元汇率走势。这种对比在经济上有道理吗？

　　上海会议后主要货币走势

　　上海会议的公告的确强调，主要经济体达成了避免“竞争性贬值”的共识。在这方面，主要嫌疑人是日本和欧元区，有时还包括中国，这三个经济体都有充足理由压低本币。公告反对这一做法的事实，成了相信美元上涨压力或许会减弱的一条理由。但这并不使其成为新的广场协议。

　　1985年广场协议很可能是自1971年浮动汇率制启动以来，国际社会对外汇市场进行的最剧烈的一致干预。在那之前的几年里，美元大幅上涨，这主要是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财政扩张，以及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的货币收紧的结果。到1985年，市场普遍认为，美元汇率水平已超前于经济基本面；同时7国集团(G7)的多数政府认为，这其中含有投机成分。

　　刚开始，强势美元得到了美国财政部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时任财长唐纳德?里甘(Donald Regan)和负责货币事务的副国务卿、当时自由市场汇率政策的标杆人物贝里尔?斯普林克尔(Beryl Sprinkel)的。但在1985年2月财政部领导人换成了更加务实的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之后，美国官方立场开始改变。当时美元高估冲击了美国制造业，国会正在认真考虑出台针对日本和德国的保护主义政策。里根政府必须有所作为。

　　1985年4月，美元实际上已开始贬值了，比广场会议早了好几个月。更早的G7会议讨论过干预汇市，德国央行(Bundesbank)据信在那年春季多次抛售美元。但只是在9月广场协议声明发表后，美元走势才从小跌变成大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