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现在，我们还没怎么意识到：很多经济问题的背后是社会问题，而社会问题有赖社会的广泛参与。比如，工资问题的根本是社会政策出了严重问题，这方面我们在改革上严重缺乏信心，只是一味抑制和回避，其实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工会。在我们印象中，工会是和企业对着干的，会扰乱社会秩序和经济建设。国内媒体对工会的报道也都是负面的。国内学界对工会的研究也相当匮乏。

    而在国外罢工、骚乱这些都只是个别现象，工会的作用更多的是积极的。比如说德国，德国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正是工会的有力作为使得德国的工资持续多年连续低 于生产力提高的幅度。也就是说，正是工会帮助默克尔政府实现了削减德国劳工工资，从而实现提高德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提高德国社会总体就业率的战略 目标。

     同时，透过对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对比，更是清楚地表明一个有作为的工会制度和土地制度对制造业是多么重要。事实证明，完善的工会制度是强大制造业不 可或缺的管理力量。我们过去总是强调企业家的作用，完全忽略了工会的作用，这显然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

    但要把权力真正还给社会，最大的阻力还是来自地方。地方现在是无限责任，现在我们很多问题不是没有问责，而是什么都对地方问责。我们也许应该大胆地想一想， 是不是要像对央行设定法定目标一样，也给地方政府明确的有限责任。我们现在给地方无限的责任，表面上每次都对地方问责了，实际上，为了应对食品安全、房价 物价稳定等涉及社会稳定的经济问题，地方大量制定行政法规，而行政法规中动辄乱罚款、乱整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