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能不能把这些决策委员会向社会开放？

     比如交通委员会的三分之一席位由出租车司机协会来推举，三分之一席位由市长直接提名社会知名人士和热心公益的个人出 任，余下的三分之一留给主事的政府部门。实际上，在纽约都市圈，本地的交通规划委员会、学区教育政策委员会都是这样对社会开放的，由此形成社会与政府的良 好互动。要知道，经过这些年的发展，我们社会的民智水平已经非常高了。

    以上海磁悬浮项目为例，政府聘用的专家里有相关专业的大学教授，而沿线居民中也有具 备专业知识的大学教授。基于同样的道理，从民怨甚深又有切肤之痛的教育学区改革等着手，交给民众决定自己学区的政策，不仅能够极大地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 和对政策的支持，即便是有些决策失误，也很容易取得民众的谅解。

    我们能不能改变发改委的工作作风？将发改委由高高在上的决定企业命运的机构，变为以科学、客观、专业的政策调研和决策分析报告来辅助上面讲的决策委员会。与 此同时，中央的决策机构对地方的管理也应该转变作风，由过去的审批为主，变为指导为主，以决策科学化监督目前最大的权力真空，即地方项目的决策政绩化、短 视化。这样，政府的决策风格就会逐渐由目前的前导能动型变为后置否决型，就像香港政府对香港证券交易所的管理风格，更多的是请外部董事来决策，而自己只在 关键时候行使否决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