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从某个角度讲，也就是在有生之年不断地送别前辈和他人而直到自体的终结。这一次，我们作为后辈，送别的是不久前与世长辞的老所长许毅同志全国财政科研系统的旗帜性人物许老。

　　他是从江苏南通走出的一位新四军时代的革命者，新中国成立之前已担任苏北行署粮食局局长，50年代进入财政部工作。其后曾担任财政部工交司副司长、中国人民建设银行行长、财政部基建财务司司长等重要职务；1963年11月至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并两度担任财政部党组成员其间横跨“十年浩劫”，他曾作为“三反分子”被打倒，并下放干校多年，养猪务农。直至文革结束后，他在花甲之年，负责重组财政科研所，展开财政科研工作，与此同时，高瞻远瞩地大力推动中国财政学会的成立及在全国各省市（区）形成组织系统，并卓有远见地在科研所内开办国民教育系列的研究生部，落实了毛泽东主席1956年指示财政部建立科研所时所提出的培养自己的博士和专家的目标。许老自己，成为革命前辈中以学徒工出身而主要依靠多年自学、钻研成为首批经济学博士生导师的专家代表，在重大的财经改革、发展、政策调控与财政基础理论、财经历史等方面，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著作等身，育人兴研，被财经理论界尊为领军旗帜、泰山北斗。

　　60年代我还是个涉世不深的懵懵少年时，就见过许老。第一次对许老留下明确印象，是1966年秋，在财政部机关院内看到他戴“三反分子”纸制高帽敲锣游街的场景；1970年在湖北沙洋干校，又曾见有大字报批判他养猪时设计了一个“修正主义的猪公馆”（意为猪圈设计得过于高档）。1977年秋我参加高考而终得如愿进入大学校园之后，先后读到和得知不少他所写的论著和主持完成的研究成果。1982年我开始攻读财科所硕士研究生，第一年的基础课，是许老与上海财经大学联系后，把我们送到那里学习，开学之日，他与胡静副所长等亲赴上海，在那一届研究生（共十二人）全体会议上耳提面命。

　　80年代中期我留所之后，与许老接触的机会多一些，但他十分忙碌，身边又总是如众星拱月般有许多人，而且当时研究生和所内年轻人流传着许多关于他要求高、批评严厉的例子，我们自然对许老有敬畏感和某种距离感，我难得与他作何深谈。后来渐渐接触多了，特别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许老历尽沧桑而后的平和越来越明显，甚至生出了更多的慈祥、幽默特色，我们才有机会“聊天”式的交流。他的开阔、旷达、战略思维、政治经验、组织才能、执着信仰、钻研精神、奋斗情怀，等等，都给我直接的、或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启迪。直到过了千年之交，我成为财科所所长和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时，许老又给了我重要的工作指导、坚强的支持和弥足珍贵的精神力量。

　　2010年11月17日，当许老在他93周岁的第二天便告远行，虽然已有他住院后我们形成的思想准备，但我仍感突然和深切的悲痛。有些沉痛和感慨，其实是难以言说的：他这一生，有多少奋斗、多少辉煌、多少磨难、多少遗憾！

　　逝者长已矣，生者犹可追，我们最值得珍重的，当是许老留下的遗志与精神遗产。虽然我算不上他的“私淑”入门弟子，但我愿试谈几点我认为他最为难能可贵、足以留传后世的“做人做事做学问”的道理。

　　第一，是他对科研的执着与热爱。只能说，这必是来自一颗极真诚的追求真理之心。他40多岁就成为建行行长、基建司长、部党组成员，本完全有条件、有能力在仕途上继续发展，但他却完全凭着兴趣爱好、以极大的热忱走上了财经科研之路。他特别愿意做研究，乃至在文革逆境中身处五七干校，他也要研究水稻的培育和猪圈的合理化设计；平时在有关某一学术问题的讨论中，他可以不知疲倦、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这种科研激情一直延续到他进入耄耋之年。曾经协助王丙乾老部长长期主管过财政科研工作的傅芝邨部长助理生前曾专门向我说：许老这样的“弃官从研”类型的学者，实在难能可贵，这种热爱科研的精神，应当在财政科研系统得到弘扬。

　　第二，是他宠辱不惊的科研态度。做科研，不论多么希望超脱，但谁可能真正超脱于功利和政治？人皆生活于物质利益的世界，功利之心只可自我把握不使其过度；政治的关联对于社会科学无可回避。许老在80年代初期，以鲜明的态度支持“缓改革、重调整”方略，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人民日报》上整版刊出他的文章，日本人评价他为“中国调整派的最重要的经济学家”，一时似乎风光无限；而后几年，其政策观点又受到某些不适当的严厉批评和非议。但我观察，许老不论于“得意”之境还是“压力”之境，都做到了宠辱不惊，仍然坚持自己研究中形成的基本思路和观点。这种科研态度应当说，一定是要以人格基础为支撑的，应当为所有做学问者所重。

　　第三，是他极为重视调研、力求把理论与实践打通的科研风格，或称“学风”。许老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带队去地方调研，一蹲就是几十天；年事很高之后，仍带着研究生和助手，奔波于各地调研。他领军财科所形成的科研传统，最鲜明的特色之一便是始终强调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的学风，认为要寻求“实事求是”，一定要依靠调研这个“真功夫”，进而努力做到“不惟上，不惟书，只惟实”。我注意到，也正是基于调研，他本人在90年代于一些重大现实问题的认识上实现了某种“衰年变法”，并推进到理论层面的升华。实话实说，80年代中后期，曾有一种关于许老“保守”和“极左”的意见看法，但198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过后，在财科所影响力仍极大的许老，看不出一点保守和“极左”的味道。我于1989年8月底结束美国一年的访问学习回国后曾去看他，见面后许老的话给我极深的印象：“回来了好，先多了解情况，多听多看”，充满了对干部的关爱与开阔气象。90年代初，他以70多岁的高龄兴致勃勃地在温州等地调研后，出乎不少人的意料，对曾被批评为“背离社会主义道路”的温州模式加以充分肯定，认为是中国发展和现代化过程中很有活力的探索，并在此类调研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出他一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的认识在中国改革实践中可升华为“资本社会化”全套发展过程的思路与观点。许老把马克思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基本矛盾和“需要与满足需要的手段”相呼应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具体运用到中国经济社会转轨和长远发展的现实之中，并力求把自60年代他就积极致力构建的“国家分配论”财政基础理论，扩展为体系化的“广义财政学”。这些，如无从调研入手持续不断把理论与实践寻求“打通”的努力，是难以设想的。

　　第四，是他主导科研的更高层面的理想与信仰。中国的研究者现阶段的科研条件，不知要比许老这些前辈们的当年好过多少倍！但应当直言不讳地说，当下学术界人士的问题与全社会多少有些相同，主导科研或无论何种专业活动的更高层面的核心价值观受到了挑战。许老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决不是教条式地看待马克思的学说，他是从“科研”视角服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进而形成自己的可称之为“信仰”的理想与核心价值观，又进而主导自己的科研兴趣、科研态度、科研风格，形成了他完整的有意义的科研人生。没有这个理想信仰的“普照之光”，哪怕有其他的年龄优势、聪明才智、技术精细、物质充裕、机遇得天独厚……之类，都终归单薄！

　　他信仰坚定，而他的豁达又是那么天然记得90年代一次随他在胶东半岛开会时，当地同志提及秦始皇东巡欲求长生不老药的故事，他脱口而出：“哪有什么长生不老，只有最后长睡不起”，言犹在耳，如今言者已成古人。

　　许老辞世后的这些天，我总想加快和提炼他最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光大的东西，因为对于财经科研和中国的学术界来说，其中确有一些显然已成“稀缺资源”！他于千年之交前后仍“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表现，也足以使我们这些晚辈汗颜。一支拙笔，难以总结他不平凡的人生。

　　曾试撰挽联于告别仪式上表达悼念与缅怀，录于此，作为本文结尾：

　　学徒出身，学术立身，荜路蓝缕，终成泰斗培桃李；

　　弃官从研，弃陋兴研，砺志丹心，仍留宏愿耀沧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