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有话

　　10月30日下午，在大连开往上海的T131列车上，一名年轻女子突发精神性疾病，当众脱下衣裤。正当车上司乘人员忙着安抚病人情绪时，10多名男性乘客不顾女病人惊恐尖叫，拿着具有拍照、录像功能的手机围上前去拍摄，列车长一气之下怒斥这些乘客太猥琐，太不讲道德了。（11月1日《半岛晨报》）

　　精神病女的惊恐尖叫声、拍摄者的“咔嚓咔嚓”声、围观者的嬉笑声与列车长的怒斥声交叉在一起，构成一幅奇异的“中国式围观”场景。在拍摄者眼中，精神病女并不是病人，而是一个脱离常规的“怪物”；精神病女脱衣不是值得人同情的突发病状，而是一个可以被欣赏的奇异景观；支配他们的不是最基本的悲悯之心和道德羞耻感，而是欲望疯长的娱乐精神。

　　发生在列车上的这一幕在生活中并不少见，民众冷冷地从车祸中受伤者的身旁走过，行人麻木地看着城管挥舞着警棍驱赶着卖货的小贩，市民一起参与到去叫花子、流浪汉的驱逐中，甚至在跳楼秀中不时地鼓噪着农民工的“一跃而下”。

　　原本以为，在个体最无助的时候，能够感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暖，至少能让人觉察到一个充满温情的世界的存在。却没想到，迎接我们的不是眼角朝天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就是抱着猎奇心态的娱乐式围观。冷漠在乎的是突发事件将会对自身造成多大的困扰；而围观则在乎的是如何从平庸的世界里发现不平常的事件以满足自身的怪异审美需求，这也就是相机咔嚓声掩盖道德廉耻心的根源。两者看似一冷一热，实际都是旁观者，他们的围观都是以自身利益为出发点，丝毫不顾及被围观者的痛苦、无助乃至生命的消逝。

　　数十年前的鲁迅先生感慨中国看客的麻木，把那些为杀头叫好，争抢血肉馒头的围观者阴暗的心态看成国民劣根性的表现。而这种劣根性却又在现实中重复上演。无论百年之前的围观者，还是当下事件的强拍者，他们都是与处于权力不对称的弱势一方，面对弱者的遭遇时，他们不仅没有丝毫的道德感，甚至也没有基本的换位思考能力。

　　“围观改变中国”需要的是公共意识和公共参与，不仅是对弱者的同情，而且还包括援助弱者的实践，否则，当有一天我们自己也成为弱者时，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人伸出援手。围观要改变中国，就要卸去幸灾乐祸的心理，抛却猎奇的娱乐心态，在对同胞的关怀之中获得公共参与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