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我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开始不断出现用工荒和工资上涨现象,有意思的是,即使是2008年金融危机也似乎难以打断这一过程。虽然2008年末和2009年初有上千万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但其中大部分很快随经济探底回升又在城市找到了工作。2010年春节后,光是广东省的用工缺口就达200万人以上,其中电子、鞋帽、服装等制造业普工需求增长达80%。为招聘到工人,珠三角许多企业都提高了工资待遇,许多企业将工人的工资上调20%左右,并放宽了年龄、学历和性别等用工条件。

　　这样看来,低端劳动力的短缺似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常态,而且似乎还将持续相当时间。这引发我们思考如下问题:为什么中国会在当前阶段发生这种情况？它又到底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低端劳动力短缺以及工资上升会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最有效的应对方法是什么？

　　缺农民工却不缺大学生？

　　对中国目前出现的低端劳动力短缺现象,学术界提供了多种解释。比如过去几十年中计划生育政策、经济发展等导致的生育观念及行为变化,以及教育水平提高,尤其是大学扩招等因素,必然导致当前阶段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数量偏少。虽然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仍不完备。因为它们都主要考虑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面,但对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面分析不足。一个鲜明的对比是,中国出现农民工短缺的同时,大学生就业却非常困难。因此,需要追问的是,为什么劳动力市场需要这么多农民工,却不需要大学生？

　　在笔者看来,影响大至一个国家、小到一个行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创造的最关键的因素,是这个国家或行业是否有严格的产业进入管制。如果一个产业进入门槛较低,那么该行业竞争性就强,虽然这会导致全行业平均利润率低,但产值和就业却可以最大化。如果门槛高,那么与该行业高利润率伴随的也必然是低产值、低就业及高工资。

　　在中国,以金融、电信、医疗、教育等为主体的高端服务业部门,以及如石油、石化为代表的部分高端制造业部门,多多少少就是国有部门的垄断领域,民营企业很难进入。如果不是有很强的产业进入管制,这些部门本来完全可以为大学生们创造充分的就业机会。

　　与此相反,一般制造业部门的产业进入管制却少得多,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城市低端服务业部门。就业创造的关键也就在这里,那些缺乏行业进入管制和劳动力市场管制的行业,却恰恰创造了最多的就业机会,吸纳了大批原来在农村无法充分就业的剩余劳动力。

　　“刘易斯拐点”到了吗

　　最近,国内经济学界一直在争议,中国是否已经到了所谓的“刘易斯拐点”。这样一个发展经济学中的概念,是指由于农业中存在剩余劳动力,那些具有二元经济特征的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在起飞阶段能够用不变的工资,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一旦剩余劳动力被消化掉,劳动力转移停滞时点到来后,工资就会上涨。

　　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但也有一些学者对“刘易斯拐点”持不同意见,其主要论点是:即使扣除城市中接近2亿的农民工,农村剩余劳动力绝对数也相当高,农村还是有不少劳动力没有被充分利用。

　　在笔者看来,解决上述争议的关键点,是对中国户籍制度的效果有更深入的理解,而化解低端劳动力短缺的关键突破口也仍然是户籍制度改革。

　　在目前户籍制度下,中国的“乡—城”人口迁移模式,不同于其他很多国家城市化过程中那种以永久性、家庭迁移为主导的模式,而多为临时性、单身、钟摆式迁移。

　　正因此,我们才能够观察到如下让学者们争论不休的现象:一方面,中国农村确实还有不少剩余劳动力因上述制度原因而没有迁移出来加入劳动力市场;但另一方面,城市里的低端劳动力供应却显得日益不足,民工荒也开始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低端劳动力短缺,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缺乏劳动力,而本质上是一种与户籍相关联的制度性劳动力短缺。

　　打破垄断、推动户籍改革

　　也正因如此,如果可以通过有效推动户籍改革,来实现更多农村流动人口家庭举家、永久性迁移,就不仅有助于解决目前单身、临时性迁移带来的各种家庭、社会问题,而且也可以让那些留守丈夫、特别是大量的留守妻子来到城市,积极加入到偏紧的劳动力市场中。

　　除了举家迁移能够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外,户籍改革还能通过降低劳动力的保留工资,从边际上增加劳动力供给。这是因为户籍对应着政府提供的诸如低保、子女就学和保障性住房之类的公共服务。一旦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将这些公共服务覆盖到城市流动人口,就有助于降低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部门的保留工资,进一步增加城市劳动力供给。

　　从更长远角度看,通过建立流动人口在城市定居和发展的更稳定预期,户籍改革还可以让流动人口有更强的动力,通过学校教育、在职培训等方式来提升其自身及后代人力资本。如是,户籍制度改革就不仅缓解了短期的劳动力短缺,而且也有助于从长期提高劳动力技能,最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

　　21世纪中国最缺的是什么？从高端服务业和制造业部门看,缺的是打破垄断,放开产业进入管制,给大学生创造发展机会的决心;在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部门,缺的也不是普通劳动力,而是改革户籍藩篱。（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