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1日正式启动的中国—东盟10国自贸区,像一场东亚一体化进程的大考,考卷背后就是沉甸甸的 19亿人口、规模达6万亿美元GDP的11国共同体之梦。

　　日前,东盟诸国突然集体性甩卖国有资产。虽然各国的小算盘各有不同,但是国家政策层面的不约而同还是反映出东盟各国在经济理念、运行模式等诸多方面的显著差异。

　　减持意图不尽相同

　　近一周来,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国纷纷高调筹备出售地产、航空、钢铁和基础设施等领域的国有股权。许多国际知名公司,如印尼鹰航、新加坡电信、淡马锡控股等,都榜上有名。如此多的东盟成员国不约而同地变卖国有资产,自然引起了外界的极大关注。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考察这些国有股份增发或政府减持方案,其实各国的打算并不相同。这种差异也是东盟诸国经济发展阶段差异性的自然反映。

　　在这次国有股份出售风潮中,新加坡式的出让最具有典型意义和象征性。以新加坡电信为例,该企业是东南亚地区乃至全世界最有效率的电信企业之一。新加坡政府出卖其所持股份既不是国家现金匮乏和财政赤字压力所致,也不是政府经营失败的结果,出卖只是代表了新加坡自1998年以来持之以恒的“促进—退出”式国家投资模式。

　　早在1997年金融危机后,新加坡政府就意识到了国企独大的市场模式最终将扼杀新加坡市场的开放性和吸引力。通信产业领域具有技术密集、带动效应大和产业升级快等特点,只有高度开放和竞争的环境才能保持企业的国际生存能力。在这种判断下,新加坡政府一方面积极放开市场,鼓励新的投资者进入、加大对原有电信企业私有化程度,另一方面积极为电信企业的发展建立良好的制度环境,鼓励良性竞争,实现积极引导。

　　新加坡电信就是新加坡通信产业腾飞的一个范例,国家的早期投资使企业壮大,也使原有国有资产实现了大幅增值,适时出卖又保证了国有资产变现和投资新领域的主动权。新加坡模式之所以充满魅力,其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功不可没。但是大多数东盟国家目前还没有这样先进的政府结构,也没有相应的专业投资和管理团队。这种情况下,出卖国有股份代表了各国政府促进经济增量、优化企业治理结构和技术储备的良苦用心。

　　以钢铁、电力和其他基础设施领域的IPO为例,趁着股市利好使政府资产变现增值,可能还不是菲律宾、印尼等国的首要考虑。这些国家更多是希望在欧美经济走势模糊的空当,把大量追求投资安全的国际资本吸引到本国,扩大国家整体的投资和产业规模。

　　在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东南亚地区发展所依赖的外部投资一度出现了枯竭的风险。目前,随着东盟国家高速的恢复性增长态势,欧美等国处于投资焦虑症状的国际资本再一次大规模转移。利用这一时机实现外资的本土化,在宏观上可以增加国家的经济总量、推动经济繁荣,微观上可以改善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实现这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菲律宾、印尼等国政府债务规模较大,投资能力不足,经济发展的政策供给能力也较差。这些消极因素使国家在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特别需要外资的帮助,它们在出卖国有股份方面的意愿也更为迫切。

　　而对于马来西亚等较为发达的东盟经济体而言,政府投入不足的压力较小,经济效率的实现和经济结构的合理性才是政府优先考虑的政策目标。马来西亚石油公司Petronas作为位列全球500强的大企业,其子公司Petronas Chemicals Group Bhd. 35.5亿美元的创纪录IPO计划,其目标不是将国有资产变现,而是希望完善企业的业务链条,进一步加强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在马来西亚石油公司稀释国有股权举措的背后,各个国企大大小小的股权改革不胜枚举,国企血统和治理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自贸区启动后的“应考”

　　许多观察家把东盟地区诸多优质国有资产股权稀释方案的出台,视为东盟新一轮私有化浪潮即将到来的征兆。这样的说法起码是不准确的。

　　其实,从2009年第三季度全球经济出现回暖趋势后,东盟诸国的私有化浪潮就已经变得明朗起来。2009年马来西亚排名首位的移动电信运营商is Bhd通过IPO筹集资金33.2亿美元资金,而越南钢铁公司（VN）在今年7月也出售了公司45%的股份。IPO模式在东盟地区迅猛的发展势头,佐证了东南亚各国减持国有股份的巨大力度。

　　虽然由于东盟各成员国发展阶段的差异,每个私有化从个案讲都是有所区别的。但是,大量偶然性堆积起来的不约而同,在宏观上一定体现了东盟某种集体性的诉求和意愿。1月1日正式启动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对东盟各国政策共同性的影响是其中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

　　自贸区在本质上意味着东盟10国与中国市场的“零阻力”开放,打破关税壁垒的11国将形成一个人口基数达到19亿的超级规模市场,生产要素流动、产业链条重组,还有基于人口流动带来的社会重塑效应,其广度和深度都将超越当今世界一切共同体建设的经验和想象。

　　面对经济、社会和政治层面的广泛调整,东盟各国除了看到机遇之外,也难免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怎样保证本国在自贸区建设过程中不被落在后面,怎样预防经济和社会风险的发生？东盟各国首先可以做到的就是加快塑造经济结构的活力和张力。

　　私有化也好,股权比例优化也好,国家财政能力提高也好,东盟各国都在自贸区启动后积极应考。虽然各国政府能力与策略不同,发展阶段也有所差异,但是减持国有股份,给予企业更大的自主权和更良好的治理结构,看来已经在东盟成员国内形成了共识。

　　东盟各国可能无法解决其在国际产业链中地位趋同的问题,也无法解决其经济规模与中国的巨大落差问题,但是它们在微观层次的经济企业活力和宏观层面抢占产业高地的举措无疑表现出一种积极应对的态度。

　　私有化和公开募股,增加了东盟各国企业的国际性,更为紧密地把这些企业嵌入国际经济的产业链条当中。提高股权改革,企业的战略纵深增加了,它们获得了依靠国家供给无法满足的国际化经验、技术储备、融资渠道,在未来激烈的竞争和淘汰当中,在自贸区严格限制了国家对企业保护能力的时候,这种股权结构的改革给了企业更大的生存几率。

　　对于东盟国家而言,东南亚各国股市当前的火爆情况不仅保证了出卖股权可以实现盈利,股权结构的改革也有助于分担国有资本的经营压力,加强国家的投资能力。这种能力对于东盟内部部分产业发展不成熟的国家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国有股为何能说转就转

　　股权结构的改变,尤其是涉及国有企业股权结构的改变,由于涉及到国家的战略与政策变化,本质上是政治行为而非市场行为。一个国家是否出卖国有股份,也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作出判断。从这个意义上看,在自贸区运行的大背景下,也必须看到,建立健康的宏观经济结构和微观治理结构是今后东亚区域化进程中竞争生存的自然法则。

　　面对东盟大规模的股权结构改革,有两个疑问需要回答。

　　首先,为什么东盟各国的国有股份转持能够说转就转？现代市场经济中,企业股份的买卖流通已经成为常态。但是国有股份一方面所占据领域往往带有很大的敏感性,另一方面政府也不是以单纯的经济人角度考量控股和持股的问题。因此,国有股份的转让往往涉及到部门利益、政府运作惯性等一系列复杂的因素。但是毫无疑问,政府不是最有效率的持股人,经济人的角色和政府公共利益代表的角色也是冲突的。今天东盟各国在改变股权结构方面的灵活性是否表明其政府与经济的关系更为灵活和理性呢？减少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是否会构成其竞争优势呢？

　　其次,国有企业如果不进行股份结构的变革,那么我们需要找到一条怎样的路径实现企业的现代治理结构呢？政府没有自己的财产,从理论上讲国有股份是全民所有的。但是在全民概念虚化的情况下,政府实际上充当了一个公益不敏感代表的角色。没有股权的多元化和实体股东的监督,我们怎样找到一条道路,使民众受益切实得到保护。在未来的自贸区内,企业如何做到大而不钝,已经成为一个很迫切的问题了。

　　本文系《中国经济周刊》专栏文章,转载请注明出处。于海洋,青年学者,吉林大学行政学院任教。主要研究方向:国际不平等问题研究,国际风险管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