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的日常语言中，“流氓”一词一般意指几种人，一是指动辄喊砍喊杀、崇尚暴力的家伙，与“暴徒”同义；二是指性方面喜欢胡来的猥琐之徒，与“淫棍”同义；三是指玩世不恭、摒弃道德感的人，与痞子同义。

　　不巧的是，最近的几桩新闻事件，新闻当事人本来是所谓的知识精英群体里的人物，却分别与上述三个特征相吻合。

　　诠释了“暴徒”涵义的是雇凶伤害方舟子的“准中科院院士”肖传国，目前已被刑拘，牢狱之灾正在等着这位海归教授；属于淫棍类的是这几天红遍网络的天津某副教授，这位副教授的日记近日被传到了网络上，日记显示，与这位副教授有染的女性多达十几人，其中包括很多女学生，日记中的性爱描写俯拾即是，香艳程度远超贪官韩峰的日记门；还有一位痞子类人物是“微博捉奸”的男主角，铅笔社的民间经济学家陈青蓝，在被妻子捉奸在床并在微博直播之后，号称自由主义者的陈青蓝的回应是：“道德永远是个人的选择，不存在集体道德。请不要挥舞着道德大棒来打人，因为那是你的道德，不一定是别人的道德。”

　　继“小姐”和“同志”之后，“精英”也正在成为一个被毁掉的词汇，搞得现在几乎没有人敢承认自己是知识精英了，这确实是我们时代的一个怪现状。最近上述三位“知识精英”的表现，无疑又在这个词汇身上添了几个脏脚印。

　　当增长压倒启蒙

　　精英本来应该是整个社会的知识和智慧的结晶，是文明的火车头，是道德和美好生活方式的典范。中国知识精英的形象为何与此渐行渐远？要探究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还得从20年前说起。

　　高校是知识精英最为集中的地方，我们以这个群体作为考察对象。在上世纪整个80年代，承担思想启蒙重任的知识精英对中国社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仅社会地位高，而且确实也集中了那个时代的优秀分子。一些知识精英在那个时代都是大众明星，相当风光。

　　在80年代，社会进步的主要阻力还是来自于思想，在这个背景之下，学者们的思考和研究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发展都有引导作用，知识精英的使命感和道德感都相当强烈，大家都怀着一种理想主义的真诚去思考和研究，不论是公众还是知识精英自己，都极少有人去怀疑这项工作的神圣意义。

　　这种情形在80年代末的社会震荡之后发生了很大改变，整个社会从上到下来了个从理想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大转向。高校学术研究的环境也为之大变，之前纵横驰骋的大思想话题已经在言说空间上严重受限，知识界逐渐将研究的话题由思想转向了学术。

　　这种情形和清朝乾嘉学派的兴起似有相似之处，由于雍正、乾隆年间的言论限制，当时的知识分子逐渐放弃了宋学好谈宏大的理学、议论时政的路数，改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古代典籍的考据和整理上，寻章摘句，专注于纯学术的考据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中国知识界在80年代末的这一转向未必是一件坏事，学者们从喧嚣的思想阵地上退下来，专心补一补纯学术的课，把学问做得更扎实、更专业、更符合现代学术规范，有利于弥补80年代思想界学养的不足，有利于祛除80年代的浮躁之气。

　　然而，这把从思想转移到学术的火没烧几年就行将熄灭。首先是整个社会的外部氛围急遽蜕变，全社会进入了一个清醒地追逐自我利益尤其是世俗财富的时代，增长压倒了启蒙。这使得以往处于社会关注焦点的知识精英逐渐淡出了公共视野，在闷声发大财的社会氛围下，谁还去关注什么思想和学术呢？

　　公共知识分子风光不再，那么专业知识分子呢？本来在一个健全的现代学术环境中，多数知识分子都是在一定的专业领域活动，价值评价也是由专业圈子来决定的。然而这些年愈演愈烈的学术行政化使得这种专业评价也乱了套。

　　学术政客和学霸们把持了学术评价，把持了学术资源的分配，这直接导致了学术界的腐败。这种腐败实际启动了一个“劣胜优汰”的机制，老老实实做学问的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反而是肖传国这样大肆造假的无耻小人混得风生水起，若不是因为偶然被方舟子戳穿，肖传国甚至可能因为造假而当上中科院院士。这样一种“劣胜优汰”的机制实际就是在鼓励流氓行为，最终在知识精英群体中产生肖传国这样极端的流氓，也是早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