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坐便器的价格较蹲便器贵不少，农村使用蹲便器居多，城镇使用坐便器居多。假设中国家庭使用有冲水装置的蹲便器或坐便器的有10亿人口，其中，3.5亿为农村人口，6.5亿为城镇人口；再假设这3.5亿人口的农村家庭中，50%使用马桶，同时假设6.5亿人口的城镇家庭中，80%使用马桶，那么，中国大约只有6.95亿人口用上了马桶。换言之， 中国超过6亿甚至接近7亿人口至今没有用上马桶(见拙作《马桶盖表象下的马桶困惑》).

　　因此，通过上述数据及几个案例分析，不难发现，导致国内产能过剩的原因有多种，有效需求不足应该是主要原因，投资过度导致的供给过多是次要原因。民间投资意愿下降，更多是因为实际有效需求不足。

　　民间投资回落不利于经济结构优化

　　目前，中国经济增长仍主要采取投资拉动模式，投资增速的回落，必然给经济稳增长带来难度。2015年之前，尽管中国的民间投资增速在回落，但仍高于非民间投资增速，表明民间资本对投资增量的贡献为正，在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中的占比是上升的；到了2016年，国企投资增速达到19%，民间投资增速只有3.2%；今年1-10月份，国企投资增速仍达10.9%，但民间投资增速只有5.8%。这种“国进民退”式的投资反差，从长期而言不利于经济结构的改善。

　　如果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落，那么，中国经济要稳增长只有靠国企和政府加杠杆，这就有可能步入1990年后的日本模式，日本自1990年房地产泡沫破灭后，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不断提高，而企业和居民则不断去杠杆。

　　图6:日本金融、非金融机构、居民与政府部门杠杆率变化

　　数据来源：WIND，中泰证券研究所高瑞东供图

　　1990-2015年，日本家庭部门杠杆率从70.6%下降到61.7%；同期，非金融机构杠杆率从143.8%下降到94.3%；政府部门为了对冲私人部门投资萎缩对经济造成的压力，其杠杆率自1990年起快速上升，从50%左右提高到2015年末的220%左右。

　　中国家庭部门的杠杆率仍在上行，目前已接近50%，非金融企业部门的杠杆率大约在164%左右，超过日本1990年时的水平，这与政府信用背书下国企杠杆率过高有关。综合来看， 当前我国居民 政府 非金融企业的“广义”杠杆率约为260%左右，与日本1990年264%的总杠杆率旗鼓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