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次，两地将非本地户籍居民购房社保缴纳大幅拉长后，就出现了换房者刚卖了房就失去买房资格等情况，这造成部分刚需人群被轻易拦在限购门槛外，也引发了诸多争论；而“将已婚作为买房资格之一”急就章式的政策，更涉嫌限制公民权利，到头来，可能会加剧为购房而不惜假结婚的现象——以往有些家庭为了低首付购置二套房，夫妻间假离婚的案例早已有之，而若“已婚”成购房门槛，情况会如何，不难想象。

　　这显然是楼市调控可以避免的“副作用”：楼市调控，应更加注重针对场外配资叠加的杠杆效应作出反应，将楼市导向理性状态。这就需要，在相应加大土地市场的供给量，相对加大保障性住房供应的同时，更让市场之手在房地产资源配置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从根本上抑制住房的投资(投机)需求。

　　抑制之方，在于精准打击场外配资式的高杠杆炒房，打击变相突破住房信贷政策的行为，如部分房企和房地产中介通过P2P平台推出首付贷、过桥贷及自我融资等，都需要严加规范；更应尽快通过房地税的直接税手段，全面取代其他不同明目的涉房间接税，增加投机炒房的成本。实质上，沪深楼市新政中也提到了打击高杠杆炒房问题，这和增加供应能否成为调控重头戏，也亟须用实践来明确。

　　还应认识到，在中国式楼市的语境下，房价问题不仅仅是简单的商品问题，它一直难解，还与其所涉及的户籍、学区房及高校生源区域分配制度等密切相关，故房价调控，不能止于“就事论事”，其核心抓手其实在“诗外”，这就需要将调控跟这些制度改革系统深化推进。

　　房价暴涨，很多刚需人群已难以承受，而楼市调控，不能再让他们成为投机者导致的恶果的埋单者。所以一线城市楼市调控，还得在精准打击和避免权利误伤上捏好分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