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斯的分析没有到此为止。他接着问:既然企业可以节约市场的运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业越大,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经济就越有效率呢?这个问题有更一般的意义,如果哪一种经济废止了所有市场交易,根本就不存在交易费用,其经济运行是不是就达到至善的理想境界呢?科斯对此的回答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也要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用企业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种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组织成本”。
很明显,科斯的思想和分析框架,矗立在任何一个方向的实际活动都受到成本约束的基础上。难道不是吗?市场受交易费用的约束,以企业来节约交易费用;而企业又受到自己组织成本的约束,限制了其所能节约市场交易费用的大小和范围。正是通过对交易费用与组织成本的不断权衡,科斯才确立了企业在市场里的理论边界。
仿佛在不经意之间,科斯就划清了他的企业理论与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界限。简单地说,中央计划经济的理论也是一种企业理论: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的计划、权威和命令就扩大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权威与命令。由于不受企业组织成本的制约,覆盖全局的权威、计划和命令再也无需为市场交易留下任何空间,交易被消灭了,交易费用自然也就消失了。这样看,中央计划经济理论的确与“西方经济学”冰炭不相容:前者完全意识不到计划、权威和命令的成本,后者则对交易费用没有清晰的概念。惟有科斯冷静地告诉我们,那对立的理论两级共享的思维方法,是无视真实的成本限制。
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央计划命令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对于这一点,我在提交给纪念中国改革30年的芝加哥大学讨论会的论文里,有过以下回顾:
科斯在1937年创立的公司理论,出发点是覆盖整个经济的‘完备的市场’,由价格机制配置一切资源——这也是大多数经济学家的理论出发点。但是,年轻的科斯早在1937年就发现,价格机制并不免费,因为完成市场交易的成本常常极其昂贵。为了节约由科斯在科学上首先定义的交易费用(transactioncost),内部似乎不用价格机制、靠企业家的权威和计划来协调的‘公司(firm)’就应运而生了。
邓小平的出发点是另外一极,即囊括了整个国民经济的超级国家公司。在这里,国家用‘看得见之手’的权威和计划协调整个国民经济,固然因为消灭了一切市场交易而不再受到狭义‘交易费用’的局限。但是,科斯定义的另一种成本即‘组织成本(organiza-tioncost)’,却每日每时困扰着这个超级国家公司。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出发点就是降低超级国家公司的巨额组织成本。为此,他提倡分权改革战略,通过对重新界定权利的合法认定,激发了个人、家庭、基层组织和地方的积极性,还同时把企业家协调和价格机制协调一并请回到中国经济的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