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在“不稳定、不平衡”状态下，复苏进程面临多个不确定的“变数”

　　2010年12月初，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在纽约总部提前发表了《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的主要内容。报告预测2011年世界经济增长率为3.1%，世界经济前景依然具有不确定性，严重的下行风险继续困扰世界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和曲折。

　　中国社科院下属的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日前发布的《世界经济黄皮书：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则显得稍乐观一些。黄皮书指出，世界经济已经走出了衰退，2011年可望实现4.8%的增长，但是，世界经济在表现出复苏态势的同时，复苏强度不足、速度缓慢，呈现出不稳定、不平衡的增长。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预计，2011年全球增速将达到4.2%，但它也坦承，世界经济实现强劲、可持续和平衡增长（G20匹兹堡峰会提出的目标）绝非易事。

　　在2011年开年之际，通过受访专家分析和梳理，可以观察到世界经济在“不稳定、不平衡”状态下，复苏进程面临的多个不确定“变数”。

　　变数一：发达国家继续拖累复苏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报告指出，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状况将继续拖累全球经济复苏。尽管发达国家在过去两年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遏制了金融危机的恶化、刺激了经济复苏，但是其国内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内不可能解决；同时，其金融系统仍然脆弱，信贷供给与需求缺乏活力，失业率居高不下，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疲软，财政赤字和主权债务大幅度上升，这既给金融市场增加了新的不稳定因素，又给财政政策带来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约束。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在《世界经济黄皮书》发布会上也指出，发达经济体，特别是美国，是2011年世界经济面临的一大不确定因素。

　　张宇燕认为，总体来看，美国经济还是存在着很多不确定性，包括一些金融体系的问题、房地产价格和高失业率等等，而美欧的宏观政策空间也越来越狭小。

　　多位世界经济问题专家均强调指出，发达国家的症结在于长期的结构性问题，非一朝一夕可以解决。

　　联合国全球经济监测中心主任洪平凡认为，主要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结构性问题，如银行资产负债的调整、金融业的整合、结构性失业和结构性公共债务等，都需要市场进行很长时间的自我修复。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所所长陈凤英接受《瞭望》新闻周刊专访时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发达国家结构性问题依然存在并长期化，其中失业问题将拖累经济增长步伐。

　　国家信息中心专家张茉楠对本刊分析认为，发达国家严重依赖外部刺激，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结构性失业调整缓慢，2011年难有实质性改善。

　　两位受访专家均提醒说，发达国家在无就业复苏情形下可能压低本国汇率，贸易保护、贸易战和汇率战现象还会不断出现，这将对中国等新兴市场经济的外部环境产生影响。

　　但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刘军红认为，发达国家形势有些明朗，不排除可能在2011年走向自律复苏轨道。他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在这样的预期下，新兴市场国家也应有准备预防资金的反向流动带来的风险。

　　陈凤英也指出，美国如果调整过来，走向财政整顿，减税计划实施，经济增长可能会相对不错，虽然不至于2011年上半年就提升利率，但提前升息的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届时可能造成资本流出，“热钱流出更难管，可以说管不住”，这也是新兴市场应该注意的一个风险。

　　变数二：新兴经济体的“拐点”困惑

　　刘军红表示，他更担心2011年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风险，事实上这些风险已经显现出来。2010年新兴经济体成长显著，仍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需求方，但同时也面临“货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并发”的困扰，经济增长面临“拐点”。

　　这位全球化问题专家认为，后危机时代，新兴经济体通过大规模公共投资，焕发了基础设施建设活力，带动相关产业快速崛起，也给发达国家产业提供了新机遇，形成了“全球凯恩斯主义”。

　　但必须看到的是，新兴经济体在短时间内集中扩张财政投入，快速形成“公共资本”，不可避免地加剧了通胀风险；而自2010年中期以来，多数新兴经济体又执行金融紧缩政策，尝试“金融率先退出”，而不是放缓财政扩张，进一步加剧了民间企业的融资成本，形成新兴经济体特有的“内部失衡结构”。

　　受此影响，2010年度中期后，以南非、巴西和部分东南亚国家为代表，新兴经济体开始出现经济下滑迹象。

　　《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预计，发展中国家在今后两年将继续推动全球经济复苏，但增长势头会有所减弱，增长率在2011年将维持在6%左右，低于2010年7%的水平，这与这些国家国内各种刺激措施的逐渐退出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缓慢有关。

　　刘军红认为，在发达国家普遍执行超宽松金融政策下，新兴经济体面临更严峻的“货币升值与通货膨胀并发”的新风险，“如何调整经济增长结构，避免市场主体过度集中和偏在化，确保经济均衡、稳健而有节奏地发展，已成为新兴经济体共同的课题。”

　　他还指出，新兴国还应警惕在未形成有效技术体系下，能源和环境等主题被过热炒作，形成投资泡沫，进而造成不良债券，影响到金融系统的稳定。

　　张茉楠对本刊记者指出，进入全球化发展阶段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应对自己的经济重新定位，调整国内经济结构的节奏和步伐仍应稳步推进，不因外部因素而改变。

　　她说：“主动积极调整结构好于被动调整，中国的调整也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的失衡。”

　　陈凤英认为，面临结构性问题长期化的“拐点”，中国要关注和考虑的是，5年后经济发展应立足什么？她强调，目前不用太担心出口和通胀的问题，而应该着力解决结构性问题。重点在解决好增加百姓收入和困难群体保障问题，改变负利率实现保值储值，并管好流动性。

　　变数三：债务问题持续恶化蔓延

　　2010年债务危机不断，发达经济体债台高筑，也将继续影响2011年世界经济的复苏进程。

　　洪平凡认为，发达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不断加剧是目前和今后几年威胁世界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要风险之一。预计2011年发达国家平均债务水平占GDP的比率将超过100%。

　　张宇燕认为，公共债务，特别是发达国家的公共债务变得难以持续，引发新一轮债务危机的风险仍然存在，成为全球长期稳定增长的一个隐忧。如果欧洲债务问题继续蔓延，经济总量更大的西班牙和意大利等国再出现问题，整个欧元区的经济状况，以及欧元本身未来的命运都会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

　　张茉楠形容，债务问题继续恶化和蔓延将压制世界经济复苏与增长，犹如一把悬在世界经济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她强调，不仅欧洲债务危机在由外围国家向核心区域蔓延，日本和美国的状况也不容乐观。

　　美国政府财赤屡创新高，加上推出减税计划和大规模财政刺激计划，评级机构穆迪日前发出警告，可能下调美国的主权债务评级。日本的公共债务更是居发达国家之首。

　　陈凤英的观点是：债务问题是次生危机，是本轮金融危机的一个“后遗症”，当前欧洲债务问题还未全部暴露出来，美国和日本也是高债务高赤字。美国将继续转嫁风险，甚至可能在2011年推出新的量化宽松政策（QE3），促使热钱进一步流向新兴市场，给新兴市场带来资产泡沫管理难题。

　　债务问题不仅对美国造成威胁，更对全球造成威胁。张茉楠指出，美国现在积累的巨额债务恐怕得由全球来埋单，美国量化宽松就是将债务货币化，这使得新兴经济体货币主权受到损害，同时也是对债权国国家财富的一种掠夺。

　　变数四：国际经济、政治协调弱化

　　《2011年世界经济形势与展望》报告称，目前各主要经济体的合作正在出现弱化，由此影响了应对经济危机的有效性，特别是货币政策的不协调成为金融市场动荡和不确定的根源。

　　张宇燕认为，2010年各国特别是主要经济体之间经济政策的协调与危机期间相比，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分歧也在增加，比如说美国决定搞六千亿美元的量化宽松，引起全球反对。

　　张茉楠对本刊指出，“双轨复苏”将是2011年主调，复苏分化，不平衡性会延续，造成国际经济治理的不确定、不平衡，是2011年世界经济的一大风险因素。

　　她说，目前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的政策分化严重，可谓背道而驰，全球经济结构调整中这种能够避免的政策冲突，要求不能只从本国利益出发，应尊重国际间协调，全球经济治理应逐步推进。

　　陈凤英指出，随着世界力量格局大的变化，重心的东移，规则在重新制定，发达国家责任心在减弱，但新兴市场在全球治理上仍处于无力或者无自觉性的状态。

　　她认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管理世界的合作中会出现问题，G20合作也越来越难。”

　　她还提醒，一些非经济问题也值得注意，例如亚洲地区局势和中东伊朗问题，地缘政治不稳可能导致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也影响贸易和投资的发展。

　　洪平凡认为，在全球经济面临金融危机威胁的时候，国际政策协调非常重要，但危机之后，各国经济复苏的步伐则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内政策和本国经济结构。

　　他认为，追求一个“全球计划经济”模式的国际政策协调方案，去解决各国在后金融危机时期面临的许多性质不同的复杂问题是不现实的，当前最基本的目标是防止竞争性贬值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复苏缓慢，国内政策空间不大，很可能会在推动国际政策协调和全球经济再平衡的同时，迫使新兴经济体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作出一定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