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继伟：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替代率逐步下降

　　在“三支柱”体系下，首先是确定“三支柱”在总替代率中的占比。假定总替代率70%是恰当的，社会可接受的，则“第一支柱”占比过高，第二、第三支柱发展的空间就相对较小。我国“第一支柱”替代率设计为60%，第二、第三支柱发展的空间就很小。近年来，“第一支柱”替代率逐步下降，全国平均已不足50%，今后的趋势可能还会下降。有没有可能发展第二、第三支柱，使总替代率达到90%~100%，甚至更高呢？实际上不可能。第一，尽管有税优鼓励政策，企业和个人也不愿在当期过多积累，那会使企业和个人受到难以承受的当期压力。第二，如果退休后收入与在职收入相差无几，甚至更高，谁不愿意早退休呢？整个经济将丧失竞争力。第三，退休后的消费，常规下应低于在职消费，因为通常已无购房、养育子女等方面的支出压力。要说明，这些都是基于大概率的分析，有一些特殊情况，如有些省市社平工资高，使得一些职工群体替代率高于100%。还如退休后住房仍无保障，仍要照顾残疾子女等，那不属于养老保险讨论的范围，属于社会救助的范围。

　　按照这样的大概率分析，做一些国际比较，可以发现，美国和加拿大，三支柱覆盖比较均衡，“第一支柱”替代率在30%~40%之间，“第二支柱”大致与“第一支柱”相当，“第三支柱”作为补充。欧洲高福利国家“第一支柱”替代率高，多为50%~60%，相比之下，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就比较弱。

　　我国社会养老保险替代率今后还要下降一段时间。这样，第二、第三支柱的发展空间还会逐步扩大。“第一支柱”替代率为什么还会下降？第一，老龄化发展太快，2001年65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7.1%，突破国际通行老龄化社会65岁以上人口占比7%的界线。2018年该占比已达到11.9%。第二，我国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率比较高，为8%+20%，企业负担重，从去年开始分两年降到8%+16%，收入来源减少。第三，财政对社会保险补贴占比高，根据公开数据，2017年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约3.35万亿元，其中来自一般预算补贴约4900亿，与当年的基金收支结余相当。财政政策正处于减税周期，没有多少余地再大幅度增加对养老保险基金的补助。这些收入端的减收因素，都会压低“第一支柱”替代率。提升“第一支柱”替代率的因素也不少。第一，缴费征管效率提升，目前征收率不足80%。第二，加大DC因素，引入更强、更透明的体制，多缴多得，激励参保人的积极性。第三，全国统筹起步，2018年全国统筹从3%起步，每年提高0.5%，按此今年应达到4%，占企业缴费16%的四分之一，力度逐步增加。第四，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用于弥补改革初期视同缴费造成的收入缺口。目前先按10%的比例今年完成资本划转，则全国能够划转7.5万亿国有资本。贴现回溯到1998年改革起步的年份，理论上能够弥补相应缺口。但是如果国有资本分红率远低于20年来年化给付提标率，除非今后给付提标率下降，不然相应缺口还会增加。第五，加强精算平衡，精算中人口预期寿命、老龄化趋势、投资收益率等都是客观的，难以做出调整，可调整的如缴费标准、给付标准、和领取养老金年龄等，调整都很难。这五项维持替代率不下降的因素都需艰苦的结构性改革，而且见效不会很快。反过来，导致替代率下降的因素是趋势性的。估计“第一支柱”替代率还会缓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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