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患上“失信综合症”

　　信用缺失的社会是病态的，失信像癌细胞一样，侵蚀整个社会的肌体。癌症的特点是最初不易发觉、潜伏期长、一旦扩散开来就不易抑制，即使通过化疗也很难根除，反让身体受到极大伤害。失信亦如此，当政府失信于民、企业失信于消费者、公众人物失信于公众，也许一时产生的危害并不大，但其带来的示范效应将会逐渐侵蚀乃至摧毁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和信用体系。

　　牛奶里掺上三氯氰胺毒死人，最后只抓几个倒霉典型处理一下，行业潜规则没有被打破，于是一年后三氯氰胺重出江湖，人们对中国食品安全的恐惧更盛；唐骏的学历造假不了了之，于是人们明白：复制学历就是复制成功，在大学里认真读书只会沦为“蚁族”，关键是要学会如何去“混”、去“忽悠”；政府的房产调控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于是人们意识到房地产已经绑架中国经济，自己也要去豪赌一把，正如巴菲特说的，大家都在赌……

　　商业伦理、道德伦理、金融伦理——所有这些令现代社会良好运行的道德机制，都在一次次对失信的“宽容”中被破坏殆尽，就像癌细胞对身体机能的伤害。其实，我们每个人均能感受到信用缺失所造成的社会病态，而且深受其传染：

　　无序——你不守信、我也不守信，大家都成为规则的破坏者，公共治理成本、交易成本、沟通成本越来越高。政府没有了公信力，政策法令就成了一纸空文，潜规则盛行。人人寄希望于通过非正规途径解决问题，“能耐”远比才干和品德重要。于是，假官、假学历、假道学、假货泛滥成灾，真假不重要，关键是人家“成功”了。

　　暴戾——信用缺失，互相欺诈，每个人都感觉自己被骗了、受伤害了，社会上弥漫着一股暴戾之气。在讨论问题时充斥着攻讦谩骂，极端对抗行为屡屡发生，比如暴力拆迁中的自焚、行凶等。因为社会信用纽带的断裂，所以就很难心平气和的协商沟通、有理有据的探讨问题、按程序规则解决问题，最后简单的付诸暴力。

　　阴谋——由于人们之间互不信任，所以遇到任何事情首先想到的是其背后的动机，即所谓的阴谋论。经济金融现象原本是有规律可循的，但现在最流行的解释方式是有幕后黑手的操纵。生活中也是处处防范、一切皆阴谋，就连老人摔倒也不敢去扶了，谁知道这是什么陷阱呢？结果是“劣币驱逐良币”，善意的、慷慨的举动被当作阴谋，只剩下算计与斗争。

　　充斥着混乱、暴力、猜忌的社会是不能给人以安全感的，一个社会只有讲信用，形成良好的信任结构，才能正常运转。著名德国哲学家齐美尔曾指出：“没有人们之间相互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

　　信用是如何沦陷的

　　是什么导致了社会信用大厦的岌岌可危？人们常说：信义无价，一诺千金。看来信用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还是很崇高的。那为什么失信行为屡屡发生，甚至造成非常恶劣的公共事件，而一些平常的守信行为就能感动中国？

　　“信”字拆开就是“人在说”，承诺很容易，但能够履行承诺很难。当今社会，守信的机会成本很高，而失信付出的代价很小。既然如此，“聪明人”就会轻易承诺，即使没有履行也不损失什么，如果忽悠好了则获益颇丰。

　　唐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位曾经也算踏实努力的理工男，后来还是发现做秀、炒作才是“成功”的捷径。比起那些苦苦拿不到海外博士的莘莘学子，以及埋头在实验室里搞科研的人，唐骏的造假太值了！

　　更有趣的是，唐骏从来没有想过为学历造假行为道歉，而他的众多粉丝中不乏有人认为：造假没什么，只要有能力做成大事就是成功者。会忽悠本身就是能力的一种，成功学中包括做秀这门学问。这套逻辑又引申出导致社会信用沦陷的另两个因素：功利主义盛行，注重结果而不顾手段和过程的合理性；恃强凌弱，公义属于强者。

　　中国的法律很少注重程序正义，与之相呼应的，中国经济发展也过于强调速度，而忽视制度、规则、程序，成熟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契约文明远未形成。就像前几年地方政府为追求GDP数字而进行掠夺式的征地拆迁，经济增速上去了了，但社会信用却破坏了。外国的直接投资之所以会大量涌入中国，就是因为制度成本低，不需要繁琐的程序和那么多法律条框，政府命令主导一切。

　　完善的信用体系是建立在对契约关系尊重基础上的。美国之所以强大，就在于立国之初，所有人包括最高统帅都平等的坐在一起，商讨出关于权利制衡、法律规范等一系列精妙的制度安排。

　　尽管繁琐，但形成了促进信用经济扩张的契约文明。中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形似而神不似，很多交易行为中存在潜规则，权利与资本相互渗透，本寄希望于在快速发展中解决问题，结果失信成为经济增长的巨大代价。

　　中国的圈子文化也是破坏契约和信用的一大元凶，这是传统“家”文化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变异。中国人做事往往喜欢先划圈子、站队、拉关系，而不是订立制度，尊重规则。有圈子就会有中心，依附权势比守信用更重要，因为权势决定了这个圈子的规则。圈子里的人会互相包庇，假如某人违背了社会的公信，不会受到惩罚，圈子的利益是高于社会公众利益的。就如唐骏“学历造假门”以及毒奶粉事件，不都是草根阶层首先揭发的？有哪个精英人物站出来指责？“精英们”想的是和气生财，互相提携，谁管整个社会信用的沦丧？

　　同样有儒家文化的韩国，近期发生了因女儿“特招”事件而导致外长引咎辞职的事。可见，并非是某种文化一定造成信用的缺失，关键是真正在制度上赋予公众、更主要的是弱者以监督批评的权力，留给他们抗争申述的通道，让权势人物因失信而付出巨大的代价。当人们能感受到公平，没有人拥有特权的时候，社会信用的重建才有前提基础。

　　当今社会过于浮躁和复杂，通过欺骗获得巨大短期收益充满诱惑，而长期守信的代价太大，理性的经济人自然选择不守信。此外，“上梁不正下梁歪”，当掌握社会核心资源的人自身就不守信，会产生强大的示范效应，那些无力改变现状的人亦会随之沦落，信用体系也就崩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