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16岁那年，爷爷50岁。

　　她生下我父亲没几年，爷爷就因病去世了，留下她和三个孩子相依为命。

　　这三个孩子中，伯伯终生未婚，叔叔受了刺激精神失常，只有我父亲还算幸运。但由于家庭经济条件太差，父亲娶了腿有残疾的母亲。

　　母亲干不了重活，一大家子的重担都压在了父亲一个人的肩上。

　　因为贫穷，大人世界的各种复杂关系过早地映射在年幼的我身上。

　　从80年代父亲兄弟三人分家，到农具、牲口、农活的搭伴、借还，几乎没人帮助过我家，连同村的亲姨也对我家避之不及。

　　用父亲的话说：“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居闹市无人问。”

　　他暗下决心，无论再苦再难，也要供我读书，让我跳出农门。

　　父亲文化水平不高，自小给我的教育翻来覆去就两条：一是好好读书；二是花钱的事不用我操心，他会想尽一切办法。

　　小时候，我对不用操心的话信以为真，长大之后才意识到，关于攒钱，父亲的方式近乎“自残”。

　　收小麦时，村民们要将村东头的小麦拉到村西头的打麦场里去，只能用农用板车，还只能靠人力，中间要过一个很陡的桥坡。

　　人家都是夫妻俩一起拉车，而父亲只能一个人做——在离桥很远的地方加速，一鼓作气地将麦子拉上桥。

　　直到现在，父亲提起村里的那个桥坡还心有余悸。

　　到了收棉花的季节，为了多赚点钱，父亲就白天下地摘花，晚上将摘回来成堆的棉花一个一个择出来。